朱子和王阳明的学问体系有何异同,这是学者不断讨论的问题,我不揣浅薄,也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
朱王在根本上是没有不同的,在大本大源上是相同的,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达到“万物一体之仁”,因为他们认为“仁”是天地人相通的地方,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生之德”,即生生之谓仁。也就是说他们都以“仁”为天地人之通德。但是同样的发端,理论体系却大相径庭,截然有别。
朱王有五点不同。
首先,对世界的看法上,朱子明确划分“形而上”的“理”的世界和“形而下”的“气”的世界,将世界观定位为理气二元论,尽管朱子认为事实上理不能离气而独存,但是他又强调未有气之前,先有此理,所以在逻辑上,他还是认为理气二元;而王阳明却很少提“形上形下”,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是一个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形上世界只存在于形下世界中,上达只能通过下学才能体认,极高明只在道中庸里,只有一个世界,理气二者一体不离,所以阳明在世界观上是典型的一元论。这是二人的第一个不同。
其次,在本体论上,朱子以理为本体,认为“性即理”,阳明以心为本体,认为“心即理”。朱子“理生万物”,以理作为世界的本源性存在,世界因理而存在;阳明认为“心外无物”,世界只是因我心存在,远继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近承陆九渊“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是二人第二个不同。
第三,在工夫论上,朱子偏重道问学,阳明偏重尊德性。朱子虽认为“道问学”最终是为了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但是精力有限,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道问学”上。阳明则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所以直接从根本处下手直接做“尊德性”的工夫。陆九渊说心学是“易简工夫终久大”,贬理学是“支离事业竟浮沉”,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朱子病在泛滥无归,学离宗旨,导致只知不行,流于虚空。阳明学说有头脑,有宗旨,然后据旨学问,所学有本,所以处处能知行合一。但是由于其说易简,容易流于不学之病,阳明虽无此病,但其后学却大害此病,最终也难免蹈虚之病。这是二人第三个不同。
第四,朱王在气象上不同,朱子气象严谨,阳明气象和乐,相对来讲,阳明更近圣人。说起气象不同,朱子更像程颐,阳明更像程颢。程颢接待学生,让学生感觉“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而程颐接待学生,学生则“程门立雪一尺深”。《宋元学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方刚,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形容朱王差似。这是二人的四不同。
第五,二人在功业上不同,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备,尤其是军事建树,多为后人称道,心学灌溉亦多影响;朱子以著述成名后世,无人可出其右,其理学思想亦自成一家,影响后世。朱子多学,广大精微无人可比,阳明重功,尊德重行后世鲜及。这是二人的五不同。
《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朱王尽管不同,走了两条不一样的路,然而二者却同出一源,同求一道。此道何出?自孔子孟子,至于程朱陆王,无非此道,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二程以前,儒家把“仁”视为孝悌,恻隐,博爱,博施济众等,而这些只是“仁”之用;到了二程,他们把“仁”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提出“生生之为仁”,这样,“仁”完成了体用一源的解释,因此,“仁”也具备了万物一体之理的内涵,真正在理论上事实上成了儒家的“道”,至此,儒家完成了有体有用的完备的学说体系构建。自孔子孟子到宋明儒乃至后世儒家,皆以“仁”为最高追求。心学也好,理学也罢,汉学也好,宋学也罢,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罢,无非是求“仁”,只不过,有的走远了,有的走弯了,有的走山路,有的走坦途,无非是此仁。
易简工夫终久大。试看今日,心学大盛,《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形容心学,可谓有理。心学,或许正是儒家昌盛今日的入门之地。
朱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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