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却学前班，这已经是我上学的第18个年头了，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读书？中国自古有一种说法，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可以认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与“官本位”思想导致的，因为读书、科举、致仕是古代“成功人士”几乎唯一的出路。但是看了吴晓波的这本书，却让我觉得真正厉害的读书人、学习者、知识分子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不可小觑也。
他们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在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平常人看到的平静表面下面的波涛汹涌，通过清楚地判断，辅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我们学管理的人都知道，事前控制的重要性。前期的决策几乎占到了一个项目/事件成功的70%以上。
为什么这样说？这本书里面就有答案。这是一本分析历朝历代经济变革的书籍，读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是挺没有历史观的人。我小时候的启蒙书籍之一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学学了3年历史（学的不错），高中因为是理科生，学了1年半，大学后陆陆续续读了《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类似的幽默诙谐历史类畅销书吧，有时也会看些零散的讲座视频和广播。但是我并没有对历史有宏观上的认识，对一些历史人物虽能知一二，但是非常缺乏深入的思考，这里的思考就是学习，没有主动学习，必然不会有深入的认识。而我们的历史课上也不会引导我们去深入的思考、学习。包括对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等重要变迁背后深刻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现在留在脑海里的就是一堆历史意义。
本书是从管仲变法一直写到2013年，写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的经济变革。手法是陈述史实，讲历朝历代如何推行经济改革，此类改革后的结果（成功或是失败），改革的影响。因为是从古至今的梳理，连贯性很好。作者的观点是非常明确地：第一，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果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这里的历史的闭环逻辑是指通过对中国经济历史的梳理，发现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有“先放开，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这是因为什么呢?经济的困境往往不是因为其本身，更大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制度。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为治国前提，所以矛盾永远是矛盾，问题永远是问题。分权与集权、民间与政府永远有利益的纷争，历朝历代不过是在进行不同的实验罢了。而这些好像在历史书里面都没有教过我们。其中的细节不再一一陈述，大家自可翻阅。
再从写作的角度讲讲自己的学习。因为刚刚做完类似的课题，虽然没有这样宏大的题目，只是分析一个行业的分支，并且并非从古至今，而是从建国至今。但是带着自己写作的问题去读，会发现一些小的细节。一是作者的结论是非常简练、概括性的（就是我上面标黑的两句话），而且全篇的写作均为这一核心服务，所以读者能够聚焦于这一点。二是全书共计230余页，其中一百多页都是讲从洋务运动至今的，而之前的古代史几千年只有100余页，这就是有重点有突出。也有一个原因估计是因为历史上的资料不易翻阅、查阅，而现在的资料比较充实。三是如何做到有可读性。稍显专业性的文章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作者能做到让我一口气读100多页没有反感和吃力，也是有功力的。我仔细揣摩，这个功力在于论述的逻辑性、内容的言之有物以及语言的流畅性。尤其以前两者为关键。当然我觉得如此一本薄薄的书也并非能写尽历史，肯定是有未尽之处的，倒也不必迷信。
最后，讲讲一些打动自己的地方以及稍个人的感受。一是对历史的态度。圣经传道书中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然我们的历史像车轮般在前进，但是披着不同的现象下面还是一样的人心，一样的矛盾，一样的权衡。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人诚不我欺也；二是对学习的态度。这里的学习并不一定是读书，死读书反而是一种很悲哀的状态。道者，圣者行之，愚者佩之。（《黄帝内经》）什么意思呢？学习并不一定说，我今天有看书哟，有背书哟，有认真听你讲哟。圣人是要在实践中发现道，这个学习可以是读书，也可以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坚定地去执行。愚蠢的人就是要说自己有学习，但是根本没往心里去，也根本不会总结进步。所以一定不要拿这个读书把自己给限制住了。那天跟寝室里面的妹纸讨论高中的学习方法，就谈起刷题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提升成绩的方法，举一反三的领会才是最重要的。三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就是之前一直搞不懂领袖毛为何会在66-76年搞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与很多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感觉很难被说服。但是这里面有两个点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一个是毛对历史上的商鞅与王安石十分钦佩，对儒家嗤之以鼻。而商鞅和王安石都是法家的代表，而且是国家集权主义的极端分子。所以在毛晚年“将革命进行到底”许是他自己狂热政治理想的极端体现，他希冀通过这种命令性的计划经济将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毕竟商鞅是成功的代表；第二个是一句话“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成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那么也许运动的后期是超出了毛的控制的，这也就未为可知了。
最后，一定要学思结合，不断进步，要锻炼自己举一反三，灵活学习的能力。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拿出来说，但是一定要坚定地去做。勉励自己也勉励各位。
读书笔记：
1、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2、两个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果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3、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4、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5、“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买卖的方式来达成的。
6、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需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必须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7、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8、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9、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10、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强大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霸道“。
11、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
12、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的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
13、历史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
14、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制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的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方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
15、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她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从流通领域获得利益的重要工具。
16、在汉武帝时期，军费紧急的情况下，有产阶级的要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小手工业者要征收百分之五的财产税。导致：一、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17、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
18、从道家《道德经》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到儒家孔孟对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朱元璋对男耕女织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泽东的”免费吃饭“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见小农经济在国民中的吸引力。
19、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的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他们完全的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的寻找自己的定位，去判断自己到底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远远的被抛弃在外面。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浪声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直至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并称为G2，“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20、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的消失了。
21、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
22、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二是进入到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若我们放眼于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在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23、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 ；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 ；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
24、国有资本（宋代）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
25、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却很难进行。
26、当今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及社会散沙化的客观条件仍旧存在，在产业经济层面，中国尚处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交融之际，内需市场——包括城市化运动和民众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急剧下降。在未来的20年内，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明普及，中国队国际性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正在于全球科技革命进行着一场不确定性的、危险的赛跑。
27、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
28、洋务运动中，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29、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30、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分析洋务运动的四条缺陷：一是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二是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三是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四是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
31、当时最大的私营集团控制人荣德生向政府上书，他写道：“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
32、在经济变革上，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性试验的长期运动。
33、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34、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他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了；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
35、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推进、非均衡、不彻底。
36、无论是积极参与的苏南模式，还是冒险支持的温州模式，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初期并非无所作为，相反，它们正是增量改革的主导者。
37、波兰人布鲁斯早在1979年就告诫过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38、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39、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的经济奇迹，CPI(消费物价指数)长期低于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别为-0.6%、-1.3%、0.8%和0.7%）
40、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了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41、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42、民营资本在2004年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成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去就碰壁。
43、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阶层出现了移民潮。
44、据傅斯年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
45、这里的历史的闭环逻辑是指通过对中国经济历史的梳理，发现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有“先放开，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46、中国在长期大一统的制度下，存在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
47、问题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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