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雒宏军
按语：这是十五年前写的文章，那时敢写，媒体敢发。现在看来，教育经费占比超过GDP4%的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公民办教育失衡，招生秩序混乱，择校热潮不减，城乡教育不公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在城市里更为剧烈。教育公平，依然任重道远。
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要办教育，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而且是质量有所保证的学校，义务教育首先是指政府办学的义务。
某城市有一所教育局直属的重点中学，其规模、其设施、其质量还有教师的待遇等与其它中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为怪，这所中学享有其它中学所没有的特权，它拥有提前招生的权利，就是说，它可以在全市所有县区范围内选拔优等生，这样的生源可以为较高的升学率打好基础，质量高了，想来的学生趋之若鹜，分数不够钱来补，起点金额大概是我们这里工薪阶层两三年的收入。有了这笔钱，学校的发展资金就有了保证，教师的福利待遇也提高了，就可以吸引更优秀的教师加盟，如此以来便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局面。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中国许多城市里都存在着，为人们所诟病，大家又无可奈何。最近，这所重点中学改制了，有民间资本投入，规模更大，设施更好，地理位置更优越，其管理模式是民营式，教师实行招聘，其服务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仅仅是优等生，更多的是能掏得起足够学费的人。但是，它所享有的所有特权都没有改变。
本来这件事情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作为一个教育者，为我市这样一个全新体制而且上档次学校的诞生而欢呼（以前也有一些民办学校相继诞生，但是它们的规模和设施与其相比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着天壤之别），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我不得不重新关注这所学校。一个月以前，在离我家不足一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幼儿园，四岁的女儿就在那里上学，虽是私人所办，设施不错，这里是小镇的商业区，入园的孩子不少，接送孩子是顺便的事情，非常方便。可是春节后幼儿园却关门了，因为镇里建起了中心幼儿园，但是地理位置太偏，入园的孩子不太多，于是就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关掉了我家附近的那家幼儿园，现在接送孩子成了家里一件大事，每次都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是城市里重点民办中学的开张，一个是小镇上私人幼儿园的关门，把两件看似普通又毫不关联的事情放在一起稍作思考的时候，发现其中并不简单。一个方面，重点中学正发生着蜕变，重点中学在目前国情下仍是稀缺资源,能够享受的当属学生中的贵族，以分数选拔生源也可以算是基本公平，可是在当今社会里又加上了另外一条标准，那就是金钱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选拔的生源比例正不断的扩大，招收的学生已开始由学分贵族向金钱贵族转化，直到这个重点民办中学的开张，这种转化已经非常彻底，收取高额择校费的理由更加充足。另一方面，一个私立幼儿园的生存却是这样艰难，多多少少折射出我国真正民办教育的尴尬与艰辛，它们生存的土壤太贫瘠了。如果说这一切是市场的选择那也无可厚非，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背后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政府那只无形的手。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这不是一句空泛的话，法律也赋予人们事实上的平等权，可是知识却会造就不平等。社会各级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要维护社会公正，给每个公民创造公平的机会，维护社会起点上的公平。为此，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像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建立科学的用人选拔机制，还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农村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等。可是另外一个社会的起点，就是教育却越来越成为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的源头。美国的教育投入占到GDP的6%～7%，而我国只有3%,正在朝4%努力,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就这么一点有限的经费大部分投到了高等教育，国外有80%的高校是私人办的，我国正好相反，社会资金却因为政策的限制无法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的重点中学，对重点中学的政策、财力和人力倾斜就意味着对普通中学资源的剥夺，显失公平。
现在，重点学校寥若星辰，优质教育资源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城乡教育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教育发展失衡，其中既有学校自然发展出现分化这个原因，也是政府不合理干涉的结果。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可是杯水车薪，城乡差距很难短期内改观，区域内的教育失衡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校际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很多孩子的教育的起点上就已经失去了公平。正当我们培训下岗职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时，一些人群又因为我们的不合理制度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教育的马太效应可能会造就更多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不反对建设一些标准比较高的学校，去适应市场的需要，满足高收入人群的需要，所谓的贵族学校没有什么过错，但是这个不需要国家投资，靠民间资本就行了，国家只需要用法律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国家要办的是平民教育，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而且是质量有所保证的学校，使义务教育真正的成为政府的义务，即使有限的资金也要去改善薄弱校的条件，不要再搞什么重点中学，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了。
发表在《现代教育报》2003年4月9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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