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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年少时，他的老爸，当时还是隋朝的唐国公的李渊，给他找了一位家庭教师。
这个人名叫张后胤。他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的教师，逐字逐句地把《左氏春秋》读给李世民听，为李世民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学基础。
十几年后，当张后胤又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昔日唐国公家的二公子，已经成为了大唐的天子。李世民感念启蒙老师当年的教诲之情，就询问张后胤，想在朝中担任什么官职，会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张后胤不假思索地叩首答道：臣最想担任的就是“国子祭酒”。后来，张后胤如愿以偿，成为了太宗年间最具声望的几名国子祭酒之一。
那么，这个让张老夫子心心念念的“国子祭酒”到底是怎样一个职位呢？咱们今天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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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祭酒”，虽然名字里带个酒字，但“祭酒”作为一个职位，和酒却没什么直接关系。
有人考证，“祭酒”之所以叫做“祭酒”，是古代宴会时，宾客接受主人给予的食物时，都会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以酒祭地，因此得名。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
而“国子祭酒”这个职位，是随着西晋武帝年间国子学的设立而诞生的。到了唐朝，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虽然单位改了名称，但作为主管领导的国子祭酒职位倒是保留了下来，成为历代公办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虽然在此期间，国子祭酒的具体管辖范围和职位等级时有变化，但大致来说，作为教育总长兼大学总校长的角色还是相对稳定的。
翻阅历代的国子祭酒名单，有不少我们熟悉的人物，比如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明朝的开国名臣宋濂，发现甲骨文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等等。就连《红楼梦》中，曹雪芹也给大观园的长孙媳妇李纨的父亲安了一个“国子祭酒”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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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大学的总校长，国子祭酒在各个朝代的影响力时高时低。咱们就从比较有量化色彩的指标，也就是官吏的等级来了解一下吧。
在西晋的时侯，国子祭酒位列三品，事实上，这也是国子祭酒在为官的等级上达到的最高点。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出现了差异：更加重视教育文化的南朝，国子祭酒与六部尚书的级别相当，大致仍然保持在三品左右；而在更加崇尚武力的北朝，国子祭酒的级别要稍微低一点，基本徘徊在从三品到四品之间。
到了隋唐时代，国子祭酒的级别为从三品，略低于南朝，但由于从隋朝开始，教育部门已经从礼部当中独立出来，所以国子祭酒的实际地位反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在宋朝时，由于“九卿五监”等办事机构官员的级别普遍被拉低，受此影响，属于“九卿五监”系列的国子祭酒的级别也比前朝要低，仅为从四品。
明清两代时，国子祭酒的级别和宋朝差不多，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人数有所增加。
明朝的特殊情况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特别眷顾家乡，而明成祖朱棣又把都城从开国时的南京换到了北京，所以在北京、南京和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分别设立个国子监，国子祭酒人数自然也有所增加。清朝的特殊情况则是由于满人执政，分别设立了满人祭酒和汉人祭酒。最初满人祭酒的级别要高于汉人祭酒不少，不过，到了顺治十六年，两种国子祭酒统一为从四品。
从官吏的等级来看，国子祭酒似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高开低走”的局面，但等级并不代表着全部，在唐朝、明朝等朝代的一些时段，国子祭酒的地位尤为突出，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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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被选为“国子祭酒”呢。
如果给历代的“国子祭酒”做一个总体用户画像的话，博览群书、性情端方，似乎是比较多的共有品质，但这样的标准在各个时期出入也很大。
在一个朝代刚刚建立不久，或是盛世开启的时候，对国子祭酒的要求一般会高一些。
比如说：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国子祭酒的选拔，都提出了宁阙勿滥的标准，要求极为严格。
还有，明太祖朱元璋，在招聘了几任国子祭酒，都不太合格之后，皇帝陛下还亲自写起了招聘职位的“岗位说明书”。
要求臣子们帮他遍访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的人物，来接手国子祭酒职务。
而一旦朝堂上弥漫着浮躁的风气，或是任人唯亲盛行的时候，国子祭酒也非常容易成为一个人浮于事的岗位。
同样在唐朝，仅仅是一名术士的叶静能，因为擅长见风使舵，先后受到武则天和韦皇后的宠信，成为国子祭酒，而他也把国子监当成了为武则天登基和韦后篡位提供舆论支持的阵地。
到了唐代宗的时候，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多只能算是粗通文墨的宦官鱼朝恩，竟然被授予国子祭酒的职位，面对着各位朝廷重臣，讲经释义，侃侃而谈。这桩事件也被文人儒士看成是奇耻大辱。
还有些时候，国子祭酒成为一种极为清闲的职位。
一些在朝堂上失势或者是因病难以承担繁重工作的官员，转而担任国子祭酒，典型的例子是唐德宗时期的吏部侍郎裴估，他因为患上了某种疾病，就被调任为了国子祭酒。
失势或生病的领导都能来主管教育，这样的时代， 国子学或国子监的无所作为和管理混乱也就不难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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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时忙时闲的国子祭酒主要有哪些工作职责呢？
国子祭酒从事教育工作，又是朝廷的官员，所以他主要扮演的是教育从业者和政治家两种角色。具体来说，以下的几项事务是国子祭酒的重要职责：
首先，是组织祭祀和视学等典礼活动。
虽然“国子祭酒”的职位和名字里的“酒”字没有什么关系，但和“祭”字仍有关联。祭祀先圣先师，也就是祭孔的仪式，需要国子祭酒的深度参与。
唐朝时规定，在春秋两个时节，全国各地都要祭孔，而朝廷的活动是在国子监的文宣王庙。
国子祭酒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主祭人员，进行“三献”当中的第一次献礼；当然，如果是有皇太子参加的仪式，那么由皇太子进行第一次献礼，国子祭酒进行第二次。
还有一种典礼，叫视学礼，皇上亲自来国子监来视察，通常还会带上皇太子。这个时候，国子祭酒就要登上讲坛，开始讲解经义，并当众解决疑问。
所以说，虽然国子祭酒虽然未必需要整天授课，但公开课的水平还是要过硬的，要是在视学礼上词不达意或者被人驳倒，这个后果，还是相当严重的。
其次，是考察学官。
身为朝廷命官，国子祭酒同时还担任学官考察的任务。用现在的话说，要根据比较详细的KPI指标对学官进行评价。
评价的指标主要是训导学生和教授经义的多少和优劣。具体点说，有考核品行的“四善”，分别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此外，还有一些更加详细的业务指标，比如说训导有方、学生就业情况良好等等。
再次，是组织编写教材。
在很多朝代开创之初，各种典籍往往都散失在战火当中，国家也没有统一的课本，这个时候，就需要由国子祭酒牵头，编写统一教材。
比如，唐朝初年的国子祭酒孔颖达，就组织编写了一套叫《五经正义》的教材，对前朝的一些纷杂的经说进行系统的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使士子学习有所参考，让科举取士也有所依据。
到了宋朝，国子祭酒率领着学问精深的名师和宿儒组成编纂队伍，“博访群书，遍观诸本”，修订了一系列书籍。这些书内容确切，印刷精美，可以称得上经典版本，而且定价低廉，非常便于学者购买和传播。
此外，坚持操守，成为道德楷模也是国子祭酒这个职位的重要价值所在。
自古以来，操守一直是人们衡量一个人的行为、品德、气节的尺度。而国子祭酒作为古代士大夫阶层中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代表，在为官和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操守，也对学官、学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公众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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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作为比较长寿的官职之一，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但随着清代科举制度走向了下坡路，国子监日益形同虚设，国子祭酒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
乾隆年间，国子监的监生大多是靠交钱捐的功名，生源质量相当堪忧。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社会危机加重，吏治腐败，监生的仕途越来越狭窄，认真读书的生员越来越少。就读国子监，不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反而沦为了笑柄。
在晚清，国子监的学堂和太医院的药方、武库司的刀枪以及翰林院的文章等一起，共同被列为京师的十大可笑之事，国子监经营的惨淡，由此可见一斑。
晚清时代，虽然也有一些担任国子祭酒的官员以不同的方式，试图重振国子监，但终究无力回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光绪年间的满族祭酒盛昱。
身为皇族的盛昱，腹有诗书，在1884年担任国子祭酒时，他其实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严酷的现实却逐渐把他的梦想打得粉碎。
盛昱好不容易从六部申请到的经费，却往往会因为贪腐被占用。凡是用钱，都要向同僚低头祈求；而且教师队伍的水平也差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有的满语教师，竟然连本人的满文名字都写不清楚，向考生传授知识更无从谈起。
几经努力无果，四年后，盛昱愤然辞职，这基本也宣告了国子祭酒整肃学风、重振国子监的努力彻底破产。
遥想一千多年前，心怀教育理想的张后胤曾经奋力争取的，正是国子祭酒的职位；一千多年后，同样有着教育理想的盛昱，却只能黯然辞职，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清政府改革学制，设置学部，国子监遭到裁废，教育行政功能并入到学部当中，国子监的历史使命正式结束。国子祭酒，自此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湮没在故纸堆之中。
总结一下，在从西晋到清朝的一千六百余年间，身为公办教育主要负责人的国子祭酒，对于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受制于种种因素，他们更多时候是“带着镣铐跳舞”，很难成为为后世所公认的教育大家。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仍然凭借他们的隐忍和坚持，保证了历代教育在薪火相传的过程当中有所创新，有着令人动容和感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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