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一向广为现代人所诟病，中国人自己认为，这只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而西方人呢，则总是习惯于将差异归咎于人种。两者自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总是由它所处的环境长期影响所形成，中国和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才是决定了两者性格差异的最大原因。
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全世界各地区之中做比较的话，总能算的上是中上水平。气候因素自然不需赘述，温带向来便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而在疆域方面，东南方向是由太平洋所构建的天然屏障，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远洋轮船之前，对中国人来说，海洋就是世界的尽头，如何能让一个人相信会有敌人从世界的尽头出现呢？这便意味着沿海地区一向便是过去受中国忽视的偏远地带，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更多的集中在陕西河南一带，那儿才是中原地带，也是”中国”这个名称的传统由来。而台湾和海南则是孤悬海外毫无价值的两个岛屿，虽然后世海上交通的发展赋予了这两个岛屿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但这并不是过去的人所能设想的到的。
在西南方向则是一连串的大型山脉，阻隔了来自这个方向的异族侵扰，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都城之一西安，便是依托此种地形优势而建。建立于此的政权，往往能无后顾之忧而专心于向东方扩张，特殊的地形使得进攻者无法有效地突破那些重要的关口，如著名的函谷关。占据此处的政权进可东出席卷天下，退则入关自保有余，周秦两朝皆发源于秦陇大地便是这种情形的很好佐证。
中国真正的困扰来自于北方。中国的北方有着世界上的最大的欧亚草原区，在中国则更多地称之为呼伦贝尔草原。自从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便始终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和中原民族一起，交织在整段的中国历史中。有的中国统治者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把悬在中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有的统治者几乎都已经成功了，甚至当时的他们可能也以为已经永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短短数十年之后，游牧民族便又会卷土重来，也许是旧的游牧民族被打败，但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又也许是一个已经降服的游牧民族，但在目睹了中国的衰弱之后又重新膨胀起了祖先的野心。在东晋，南宋蒙元时期，游牧民族甚至已占据中原，成为了主导中国传统政治中心的力量。甚至直到今天，民族问题仍是困扰着中国统治者的一个大问题。
虽然如此，在更多的的时候，中国还是无需太多担心异族的问题的。在大多时候，中国都是在当时中国人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征服周边的国家并非力所不及，而只是劳师远征来得到一些“未开化之地”得不偿失，这使得中国人的视野更多的转向心灵世界，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则寥寥无几。无外患则会有内斗，在中国大地上所处的政权势必无法长期共存，最终结果总是不出所料地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中国民众而言，一个统一的国家才是常态，人们在大多时候总是处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思维习惯也更倾向于统一而非分裂，而当某个王朝衰弱，分裂的乱世到来时，民众便会期待一个崭新的王朝能尽快出现来结束乱世，乱世中的才智之士也往往以辅佐明主结束乱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西方世界则不然，西方的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始终存在交流，碰撞与战争，一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但为何欧洲不会像战国时期的中国一般，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如秦一般来统一全欧洲？恐怕仍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各种起伏不平的山脉，跨越不便的海峡有效地阻隔了扩张者的铁骑向更远的地方延伸，正因如此，到了科技足够发达时，便出现了数位欲将统一欧洲付诸实践的野心家，但却因欧洲国家长期的分裂已形成常态，因而无法有效维持他们的统治。欧洲的各民族则是在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形成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即渴望冒险，向往远方。欧洲人总是认为在某个遥远的国度，会有大量的珍宝，财富在等待着冒险者，民众间口口相传的都是冒险者的故事，而当他们了解到存在一个充满财富的、神秘的东方世界后，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冒险精神的成长。十七八世纪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可不是现代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向往所能比拟。西方人的航海情节，以及现代影视中对海盗的浪漫主义化其实都是这种性格的体现。而我们又如何能期待古代领先世界文明的中国人会去向往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西域胡人或南方山区中蛮族的生活？
正因地理条件的优越，以及农业的发达，中国的人口总是能很快地繁衍，过高的人口密度则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因而催生了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一群人团结成一个小团体才能更容易防止受到外界的侵害，或从外界获得更多的利益。“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许的确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也许也真的存在于中国的远古时期，但在有所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却并未真正出现过。聚族而居可说才是一种真正的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它很好地保护了团结在一起的人们，但却同时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一个利益共同体，也许产生之初只是为了防止受到侵害，但当它发展成熟后，总是会变成一个靠侵害其他个人或团体来获取利益的集团，这也是外乡人总是会受本地人欺负的原因，而这一点反过来又抑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背井离乡”一向就不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则是人们所希望的。而在这个团体内部的人们，既然受到外界侵害的风险已大大降低，而且团体协作从外界掠夺利益也相对比较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自然更多地转而到团体内部的利益分配上，在一个村庄级别的社会里，人们都互相熟识，能够影响利益分配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法律、州官、又或是皇帝，而是来自村庄中的领导者与其他村民对你的态度，所谓“天高皇帝远”，因此，与领导者以及周围的人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将极大地影响到利益的分配，人情社会便在这种土壤中发展壮大。而在更大级别的社会中，如一个大城市或一个省份中，大部分人之间都相互不认识，人情关系的作用便会相应减弱，在利益的分配上便需要更多地取决于法律与规范。这也是现如今小城镇比大城市更讲究人情关系的原因。
聚族而居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这种社会模式对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人知识的传承往往依赖于口口相传的经验，而聚族而居则会加强这种传递的效果，这种情况下，知识的传递来源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宗族中的其他人也同样是知识的传递者。在这些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指导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往往都已经有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而西方因缺少这类宗族似的小团体，仅靠单单一家人则无法直接传递足够多的经验给下一代，代代相传这种渠道的缺失逼迫西方人找到了另一种方法来进行知识的传递：将知识系统化书面化。可以说现代科学体系便是在这种土壤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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