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

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如果政治设计更关注民生，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但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因此中国自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

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葛剑雄认为，海禁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中国古代王朝制定政策，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谊说，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明代实物赋税制下，百姓负担的运费居然5倍、7倍于皇粮本身，这也是长途征调的结果。

因此，维持各地区的平衡的策略其实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