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是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乎个人的存在样式。
每谈及气节,总会让人想到这样一些榜样人物:文天祥,岳飞,苏武,屈原,辛弃疾。最具代表性的气节格言则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今天,反腐败中的“高官巨腐,小官巨贪”可谓给予“气节”一个反面的别样的“现代版本”——气节上“今不如古”的典型。最让人深思的则是:金钱,怎么会让人丧失气节呢?
关于气节,曾国藩有一言:“世多疑明代诛锄搢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者倡之,渐乃成为风会,不尽关国家养士之厚薄也。”很显然,这是在历史地探讨“气节”的成因——明清两代何以“气节之盛”,并提出了自己的主见。
对于明代的历史,我是少知的,因而无法细致解释“明代诛锄搢绅”的问题,但从曾公文本可知,大概是讲明朝“抑士”而清代“养士”因而有了“气节之盛”,对此,曾公是不完全同意的,故而主张气节乃是由“一二贤者倡之,渐乃成为风会,不尽关国家养士之厚薄”。由此,就让我们想到了“高薪养廉”的问题——高薪真的能够养出廉政的气节吗?或者,气节是“养士实厚使然”吗?这恐怕就要一分为二而观之了。当然,曾国藩的“贤者倡之成为风会”亦应作辩证思维。
坦诚而言,气节(志气与节操)确实是“养成”的,但却不是金钱所能养成的,而是教养的结果,即个人的知识追求、思想修养、道德修为和环境熏陶等的综合成就,特别关系个人的自我教养——到底要做一个什么的人,和社会的风气——社会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追求的引领。因而我们说,曾国藩“贤者倡之”的“气节说”有其必然性的社会人生价值,且是必须重视而不能忽视的。如今的“反腐倡廉”,不就在于社会面地恢复浩然正气的气节吗?
我以为,就个人而言,人生一世,活的就是一个气节问题。做人没有了气节,还有人生样态吗?
人在,气节在。这才是个人人生的真正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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