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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了，负面消息仿佛多了起来，听闻朋友的分享，感慨颇多。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也做不到真正相通。苦难总会与生活作伴，信心和盼望尤为重要，不由想起了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想写刘禹锡很久了，早在几年前看完鲍鹏山老师的《风流去》就想写了，那是本人物传记，春秋笔法，从先秦到魏晋，写了几十个人物，但没有唐宋，那时候我就想，不同时代这些历史人物之间，有没有某种跨越时空的联系呢？换个方式，用第一视角来介绍也不错。
我叫刘禹锡，字梦得。大家可以叫我小刘，我出生时，母亲梦到大禹赐子，所以名和字都有了，锡和赐是一个意思。听说有这种异象的人，都不是一般人，比如李白，字太白，就是梦到了太白金星，母亲也希望我能像李白那样名扬天下。
虽然有个异梦加持，但成功之路还得靠实力和家世背景。我祖上都是小官吏，那个年代，科举不完全看成绩，还要权贵推荐，出身不够只能努力来凑，我混过洛阳和长安文艺圈，久而久之也认识了一些达官贵人，我发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朋友不算多，因为有些人你一交往，就知道气质不符，性格不搭，很难能凑到一块。有些人虽性情相似，底色却差别迥异，而我与柳宗元，性格不同，骨子里的理念却出奇一致，这一点，让我们患难相交了几十年。就像蜀锦，不同手艺人的制品，表面上看不出来优劣，成色和价格却云泥之别。后来我还写了关于蜀锦的诗：“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在正式自我介绍之前，我先把我朝诗人梳理一下，初唐四杰，第一个是神童骆宾王，出生在贞观末年，卢照邻小他12岁，杨炯和王勃小32岁，再后来，孟浩然和王昌龄出生，孟比王大九岁。接着盛唐的开元盛世来了，在我出生的71年前，王维和李白两位大神出生了，高适小他们三岁，杜甫小十岁，这几个和上一辈的孟浩然都有交集，唯独李白王维却没有交集，这是个谜，再晚一点，岑参出生，小杜甫四岁。
安史之乱之后，韩愈和薛涛同一年出生，四年后，我和白居易出生，柳宗元比我小一岁，后来我和小柳成了挚友，而白居易的至交是元稹，元比白小七岁，元稹后来对大自己十一岁的薛涛一见钟情，在我出生的十八年后，李贺出生，这颗划过大唐的流星，只活到二十六岁，写下了不少惊世之作，比如：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后人称之诗鬼，韩愈当时非常推崇他。
在我出生后三十一年和四十年后，杜牧和李商隐先后出生，二人扛起了唐诗最后的旗帜，李商隐那些隐晦难懂的无题诗，我年老时是读过的，有些也读不太懂，但有一首我是读懂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李商隐初见王晏媄时写的，我读此诗时，已然六十六岁，依然觉得爱情，是如此美好。
我大唐诗人，大多科考坎坷，宦海沉浮，三个字形容：悲悲悲。杜甫年轻时也乐观无敌，纵游天地，但他的人生，一半在开元盛世，一半在安史之乱；科考不中，又目睹女儿活活被饿死，一家人的流离颠沛，杜甫不是在写诗，是在写史。李白是个酒鬼诗人，除了喝酒写诗，偶尔仗剑行侠，政治情商却几乎为零，加上人到暮年，急中出错，搭上了不靠谱的永王，只能说：错错错。李白的乐观不是真乐观，是借酒消愁，今朝有酒今朝醉。
唐朝的科举确实不好考，比如韩愈韩文公考了四次中的进士，同龄人白居易考到二十九岁才中，还是那波人里面最年轻的。我很幸运，三年连中三元：进士科，博学鸿词科，吏部取士科。这三科都考下来，韩文公花了十三年，所以他出道比我晚很多。我和柳宗元是进士同年，因为成绩排名靠前，朝廷想重点培养我，让我跟了杜佑，杜佑时任淮南道节度使，大家可能没听过，但他有个孙子叫杜牧。跟了杜佑两年，我被调任京兆府渭南县当主簿，去地方混下履历，几个月后被调回长安，当上了监察御史，这个职位虽然八品，但有实权，晋升通道也快，号称八品宰相。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熟悉，王叔文的永贞革新，提拔了还是新人的我和柳宗元，但半年不到，改革就被宦官阻扰，我们二人被免为司马，加上另外六人也被贬为司马，王伓王叔文则被赐死，史称二王八司马。
那一年，政坛很乱，朝廷换了三个皇帝。
我们同贬于湖南，好友柳宗元在被贬任所，写下了史上最孤独的冬至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另一首是写秋天的，也很扎心：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我则不然，贬官也罢，流放也行，我该干嘛干嘛，或许是天性乐观，我写过一首《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你们要悲你们悲去，我刘禹锡可不想苦悲。贬官就贬官，好歹也是官不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不过贬官之路也是条黄泉路，动不动一个头疼发热，肠胃不舒服，也能要了命，我的夫人就这在朗州过世的，柳宗元的妾室也没能熬过去。
乐观也要看事，小事打不倒我，但是在我48岁时，有两件大事，先是八十多岁的老母过世，再就是好友柳宗元过世，还真把我打倒了，我一度精神有点不正常，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后，我又活过来了，花了三年整理好友柳宗元的文集，睹物思人，却也治愈了我，还把柳兄的儿子接过来抚养，待他亲如子侄。只是朝廷还是容不下我，又发配我去地方连刺三州，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后来我在寓所，写下《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五十四岁，我终于结束了贬官生涯，回到长安。路过金陵城，写了两首怀古诗，一首是《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还有一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好景不长，在长安没待多久，朝廷又受不了我，把我打发到地方当刺史了，一直到六十四岁才回到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一起吟诗作赋，安度晚年。白居易字乐天，但晚年丧子后也很悲观，曾写了首《咏老赠梦得》发给我：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我回了他一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两年后，李商隐小友也写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友这么年轻，暮气怎么这么重呢。
如果委屈求全，曲意逢迎，或许我可以一直在中央当着官，过着悠哉美哉的日子，也就不会有在外贬谪的二十三年。但那样的话，我，也就不是刘禹锡了。
我活到了七十岁，在我们这个年代，算是个长寿的人。时间是个不收酬劳的杀手，只要你活的足够长，那些讨厌的人，喜欢的人，冷嘲热讽的人，雪中送炭的人，都会被带走，包括那位在柳州谢世的好兄弟—柳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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