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黔地深山的一个侗寨，名为俾堵，当地人读作“北堵”，侗话的汉语音译为“林教”。提起故乡，从前的画面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帧帧播放，这些记忆的起点往往是从何那绵延不绝的竹海开始。当车子驶过一程山路，风吹竹叶，涛声渐起，故乡就在不远处。
故乡是个复杂的概念，它不单指一个人曾经生活的地方，还是山、水、人和情感的结合物。想到故乡，就想到山川河流，亲朋好友。我出生在俾堵，却不在俾堵长大。父亲的工作在镇上，打我未记事就生活在单位的宿舍楼。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去乡下住。
儿时，从乡镇到俾堵的山路泥泞陡峭，只有摩托车和农用车能通行。这一段路有四十里，历经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听见涛涛竹声。我记得我曾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上，对他说故土毛竹遍地，算得上竹乡。父亲跟我说竹子在侗话里是“笨”的意思，穷山恶水多愚民，他努力了二十余年，才从村子走到镇上。他让我也要勤奋好学，做一个来自竹乡却居住在大城市里的智者。老一辈想要出走故土，逃离过去的贫困与饥饿，等到了我们这一辈，却总想着回归。脱离城市的喧嚣，回归乡土的安宁。
我不知道老人是否也有我们一样的情怀，不管在其他城镇生活了多少年，终究不是生育自己的地方，会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于是就总想着回到故地。吹一吹夏日清凉的山岚，听一听乡邻闲话的家常。
爷爷的老木屋就在竹叶最茂盛处，节假日回乡的时候，提前收到消息的爷爷就会站在门口的小路尽头等待，年年如此。看到我们一家人时就会咧开嘴角，露出一口常年烟熏的大黄牙，说着“来了，快去屋里坐坐。”只是那一道身影在光阴的流逝中愈发佝偻，直到有一年消失不见，老木屋变得空荡荡，只有去记忆里寻找熟悉的他了。往后再回乡时，就少了一分欣喜，多了三分惆怅。
爷爷家的门前不远就是竹林，竹子在故乡的生活中大有用途，小到筷子椅子，大到簸箕凉席。爷爷堂屋的长椅就是竹编的，是爷爷娴熟的手艺让它既坚实又舒适，夏天躺在上面，从此炎热难耐与人无关。我不大会侗语，爷爷也不精通客话，我们的交流有时候会在蹩脚的方言里掺杂一些侗话，辅之部分肢体语言，倒也能无碍进行。爷爷哄小孩有一套，以前不开心时，他就会拿起柴刀削竹，做出竹刀玩具逗我开心，效果远比那些哄人的话语更加显著。尤记得我站在坡上，横刀向前，像一个英姿飒爽的大将军，那是我童年最威风的时刻。
到春季时，我们还常组队去挖笋。队伍领头是经验老道的大孩子，他只需定睛一看，踩一踩脚下的土，就能挖到埋在土里最嫩的竹笋。哪像我，翻来覆去也只是徒劳无功，留下一个个象征失败的坑洞。挖笋大多是在清明前后，下过一场雨，笋尖便会从土里冒出头来，笋尖出头越高笋越老，口感越硬。所以要想挖出最嫩的笋，往往需要眼力和经验。待挖好一筐笋，兴高采烈的带回家，让爷爷用糟辣做一锅清爽开胃的牛肉酸笋汤，那是即使过去多年也难以忘怀的味道。
那时漫步乡间路，耳边是鸡鸣狗吠，裤脚沾满泥土，老农们扬鞭赶牛从身旁经过，亲切的和我打招呼，远处的吊脚楼群袅绕着炊烟，好一派田园风光。也难怪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留恋这山水人间。
乡野生活的乐趣占据了童年大部分的记忆：和表兄妹一起打闹，在瓜田里现拿现吃，和外公养的斗鸡逞凶斗狠，被老乡养的土狗追了满坡……后来时光飞逝，泥路变成了柏油路，再无驱赶牛羊的老农，人们也少在路边闲话八卦。年轻人总是往外跑，去赚足够多的钱，大张旗鼓地开着汽车，如同衣锦还乡。那些曾经珍贵的画面，便慢慢消失变化之中了。
去过美好的生活无可厚非，只是不该在物质的繁荣中丢失了传统。我还记得小时候有听不完的侗歌和看不完的侗戏，还有各种值得传承的习俗，现在都渐渐丢失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在繁荣发展的背后感受到文化的危机，产生一种惊慌感，惶恐往日的生活不再重现，故乡就真的只能成为一个代表地方的名词。
有人说，如今的乡土是有问题的乡土。旧的农村伦理关系已被破除，新的农村伦理仍未建立。人们都在怀念当初纯真的故土，而不是欣赏现在。既然感怀，为何不能反思？去呼吁、去带动乡民保留那一片净土。
故土仍在，涛声依旧。时光经过竹林，有些人或许已不在，但真挚的情感不会消失。若干年后再回头，此地仍是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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