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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螟》似无实有的命运交集

《焦螟》似无实有的命运交集

作者: 觉史氏 | 来源:发表于2017-06-03 11:25 被阅读130次

    《聊斋志异焦螟》讲了一个山东人在北京的故事。

    自古以来,京城居,大不易,除了米贵菜贵油贵,房子,咳咳,还闹鬼。

    原文:董侍读默庵家,为狐所扰,瓦砾砖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间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怍庭孙司马第移避之。而狐扰犹故。

    默庵是董讷的号,与之对应的,故事里提到的孙光祀也是用建筑物“怍庭”为号的。

    如果没有可恶的狐狸,两个人本无交集。

    都是山东人,董在平原县,济南府西北;孙是平阴县,济南府西南,中间隔着几十公里。

    孙是顺治进士,董是康熙进士。

    孙比董大25岁,长一辈。

    两个人都在兵部干过,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侍郎别称少司马,蒲松龄简写为司马,是中国官员称呼的惯例,官本位之下应有之礼节。孙在这个职位上于康熙十八年退休;董则有名无实地再进一步,加兵部尚书衔,大司马。

    康熙十八年,董讷升为侍讲,十九年加侍读学士衔,二十三年为额外侍读学士。

    一般蒲松龄写书时,对官员会以最高头衔称谓之,董讷后来最高做过两江总督,为何蒲松龄仍以侍读称之?

    因为这篇故事可能写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三年,蒲松龄此后就没再改过。其中写于康熙十九年的概率为最大,蒲松龄没有修改也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劳神伤心,此后无心审阅当年旧稿。

    说说我的理由。

    头一个,时间上限为康熙十九年,是因为彼时董讷晋升为侍读,而刚好孙光祀离开了北京,所以,董家闹狐患,才有可能到孙家借住。

    孙家在平阴县算是土豪,到了北京,即使是买的房子,估计也得在五环外了。

    明清大多数北漂京官是租房子住的,升不了的买不起,步步高升的则经常搬家,买房太麻烦。

    而且,外地来京的,一旦退休,按规定不准在京城定居,而是要回原籍,所以,孙在济南、董在平原县有自己的豪宅,一般不会在北京买房。

    康熙在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到济南,曾在孙家门口和孙光祀的儿子谈到:“你父亲是清官。你不过有几亩田,守你祖宗遗业,不许花了。”

    古人讲落叶归根,孙家籍贯在平阴县,清初移居历城,孙光祀老宅位于西门里街(今泉城路西段)北侧、布政司街(今省府前街)南口以东。孙宅被称作司马府,上世纪50年代济南尚有司马府巷。

    董讷退休后一直住在平原,有一首诗可以作为证据。

    平原位于德州和济南之间,南北交通必经之地。

    康熙十二年的会试榜眼王鸿绪过平原,董讷邀请他去家中叙旧,王写了一首《过平原饮董默菴前辈宅》,诗太长,就不复述原文了,大多数感慨宦海风波变化,感叹能够幸存活着就好。

    这个王鸿绪曾经力挺康熙九子夺嫡的大反派贤王“八爷”,他运气不错,死在了康熙五十三年,否则要阿其那塞思黑住一块儿了。

    扯远了,总之董讷家在平原,京城的房子应该是租的。

    所以,孙司马借给董侍读的房子估计是单位的公房,距离董讷租的也不会远,又刚好离京空了出来,否则两个不是同一部门的官员,又没有多少交情,怎么会借住呢?

    说两个人没交情,有个旁证来自孙光祀收藏传家的《滴翠园雅集图》。这幅画画了几个官员于康熙八年在滴翠园聚会的场景,按高珩序言所云,画这幅画也是孙光祀的主意。

    能入画的皆山东籍,是当时在京山东帮的核心,这里面有5个尚书,5个侍郎,1个光禄寺丞(不完全是当时的职务)。

    图中宾主凡十五人,或握管欲书,或披卷执杯,或藉书而坐,或科头跌坐,或据石啜茗,或静心鼓琴。

    诡异的是诸人都老老实实穿着公服,除了高珩COS和尚打坐,其他人戴着我们熟悉的清朝大斗笠,没插花翎而已。

    看情形更像是在开会,而不是聚会。

    滴翠园是山东海阳人李赞元的别墅,此人顺治进士,曾巡视两淮盐课,在盐政上有所建树,理所当然地有钱,你懂的,后来做到了兵部督捕右侍郎。

    康熙八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年少的康熙在韦小宝的帮助下,擒拿鳌拜,亲政。

    同年,董讷是内弘文院编修,正七品,和滴翠园诸位大人的距离,差不多是官场上最遥远的距离了。

    董讷有一项最重要的政治资本,预示着他前途远大。在康熙六年的会试中,这个来自平原县一个地主土老财的曾孙,一个国子监监生的儿子,中了探花。皇帝记性再差,三甲怎么都还有个印象的,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滴翠园雅集图》中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的冯溥中了进士之后,授职也是编修。

    加油,董骚年,哦,不,董青年。时,董刚过而立之年,虚岁三十一。

    说回房子。

    中国人喜欢买房子。租的房,即使不闹狐狸,住着也不那么如意。

    董讷在等候上朝的间隙和同事在小会客室(待漏院)闲聊,抱怨居住条件不好,“一日,朝中待漏,适言其异。”

    侍读学士是从五品,副厅级干部享受正厅级待遇,在京城,官不算大,问题是经常能见到皇帝,所以,当董讷一说房子不好,立刻有人热心向董讷推荐解决方案,“于是有大臣或言:关东道士焦螟,居内城,总持勅勒之术,颇有效。”

    “大臣”而非同僚,可见官职在董讷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居内城”三个字。

    官员租房一般在宣武门外,属于北京外城;而一个道士能住在寸土寸金的内城,门面撑得足够大,以此可证法术是高强的,客户是高端的,营销推广靠的是官员口口相传的,王林大师在北京都没这么风光过,只是和几个大商人小明星混。

    何故?清代道箓司下有符法司以主其事(见《清史稿·职官志》),原来此人还是个体制内人士。持,管领之意。敕勒术,道士书符驱鬼的法术。因符咒必书“敕令”、“敕勒”字样,为符咒的代称。

    豆瓣上麦飞先生称之为“清廷符法司司长”。

    (推荐麦飞的《不只是谈鬼说狐》,从另一角度一篇篇解读聊斋,有趣。)

    但凡装神弄鬼,总要端着,装着,不能轻言轻动于是,董讷公要“造庐而请之。”皇帝的秘书咋啦?皇帝家狐狸精闹事也得亲自去请。

    而且道士本人还没去董宅,当场给了董讷一个批条,不,是一道符,要求滚蛋吧,狐狸君。后来董讷投诉,说狐狸根本不买账,道士这才“怒,亲诣公家”,提供了一次上门的售后服务。

    京城里的人都归皇帝管,京城的狐狸则是焦螟的。

    除了去江苏那一次,蒲松龄一生没再离开过山东,名副其实的乡土作家。对于发生在北京的奇闻异事,他能记录得如此详细准确,估计有来自北京的一手信息。

    那么,是谁提供的信息呢?

    蒲松龄在京认识的人并不多,官员更是只有一个,即王观正的哥哥王敷正。

    王敷正也是侍读学士,多少和董讷打过交道吧。

    蒲松龄认识王敷正,曾经为王敷正写过《代王侍读敷正与布政司何书》,为王家的亲戚袁锦家的官司说情。

    而王敷正是否记得蒲松龄则很难说了。

    大汉奸王鳌永为清廷“殉难”,王家人带上了“烈士遗属”的光环,王敷正进京并得以跟从王樛入了旗籍,康熙二年中顺天乡试,翌年袭职,钦取入国史院纂修《世祖实录》,后改授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内阁侍读学士。

    我在此前的文章里说过康熙十三年王观正去北京看望王敷正,蒲松龄写了很多思念的诗,表达“你快回来,没有你的世界我一个人一丁点也不好玩”。

    康熙十九年是王敷正人生终点,“年四十五卒于官,寿不配德,论者深为惋惜也”。

    他的政治资本是王家产业的支柱,病了,王家估计没少派人入京问候探视,王敷正或者他身边什么人就讲述了发生在董讷身上的故事,再由王家人带回山东,王观正再转述给蒲松龄,大致不会错的。

    康熙十九年是蒲松龄母亲人生的终点。

    因为穷,找王观正借钱以安措丧葬,这年没少和王观正打交道。

    王敷正是王观正亲哥,少不了谈及到他。

    这是我认为《焦螟》写于康熙十九年的第二个理由。

    蒲松龄借的钱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之后才还上,中间,康熙二十四年,因为王观正无钱给女儿置办嫁妆,被老婆责骂,蒲松龄知道后“身如负刺芒”,再回首全是不堪,就让它过去吧,文章写过就算了,不改了。

    解决了狐狸困扰的董大叔开始飞黄腾达,由一个厅级干部直至“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按清制,左都御史任两江总督且为兵部尚书衔,从一品,是最高级别的九位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副国级。

    他和孙光祀再次产生交集一起出现要到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十年后了,落在了皇帝的视野里。

    山东官员在清初比例很高。在政治上,犹如人体中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让皇帝心中不适,虽然不是病,却是病之所伏。

    为了防止山东官员勾结成党,康熙暗中对山东官员进行监控,给予山东巡抚佛伦以密折奏事权力,“尔等果能凡事据实密陈,则大奸大贪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或有宵小诳主、窃卖恩威者。亦自此顾忌收敛矣。”

    这种事不能让汉族官员来做,佛伦是满族人,康熙二十八年上任,其继任桑格也是满洲人,康熙三十一年任。

    佛伦的秘密调查报告,不仅包括政敌郭琇、董讷,连退休多年的铁杆鹰派国防部第二次长孙光祀也没放过,提供或捏造了些把柄给皇帝,康熙淡淡地批示:“知道了。”

    要知道当年(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孙光祀坚决主战,对康熙忠心得不能再忠心了,首倡杀掉吴应熊,恨不得亲自动手给这头熊而不是那匹马喂巴豆。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济南,《滴翠园雅集图》中的李之芳和孙光祀在济南送驾于杆石桥,康熙还对老臣问寒问暖,问孙光祀几岁了,孙奏曰:“七十六”,那时,康熙内心中是如何盘算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同样是二十八年,康熙把此前被佛伦攻讧降职为侍读学士从二品的董讷复起为漕运总督,算是平了反。

    至于佛伦,也就是大家耳详能熟的“尔康”的爹,此后也一路高升,川陕总督、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他的族孙阿林保在大明湖修建铁公祠时,捐资在旁边修了佛公祠,用来祭祀这位爱收集黑材料打小报告的祖先。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佛伦秘密报告里称董讷“三弟行为悖乱,欺压民人。据称家人亦恶。”

    不过,“董讷之暴.....亚于孙光祀”,孙“爱管闲事,好央求,行为悖乱,及其诸子、家人极恶。”

    在第四次南巡时,康熙亲切地呼唤孙光祀极恶诸子中的老三孙叔询“胡子”,因为孙叔询是个美髯公。

    皇帝对孙叔询说:“我看你模样很像你父亲,很像。”我们可以想象孙光祀也长了大胡子。

    然后关心地问:“你父亲不在了,还过得好么?”

    又深情地回忆孙光祀,和孙叔询计算孙光祀若或者应该是多少岁。

    康熙的数学是布库老师教的,算错了。

    也许是写小报告的人弄错了吧。

    那一刻,孙光祀已经死去了五年,董讷也死去了两年。

    而他们的皇帝刚刚拿下了索额图,为下一步废太子布局,此后,伟大的康熙还要活蹦乱跳近二十年,整天逗几个儿子玩。

    曾经被一窝狐狸联系过一起的两个人,还有许多人,都没能熬过把他们玩弄于鼓掌间的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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