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老夫妻,家里非常贫穷。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相继去世,所住的房子还是土坯房。房屋低小,走进屋门时,需要低头,不然头就会碰到门框上。它隐藏在周围高大宽敞的楼房和瓦房中间,同它的主人一样,一生也未曾被人注视过。
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后,生了个儿子,然后寄养在他们家里。人老了总要有点寄托,那孩子就是他们的伴儿。
因为穷和没有儿子,他们被人歧视,瞧不起。邻居会跑到他们家里来,指着鼻子骂,会在下雨的时候,堵住排水沟,雨水全都倒灌在他们院子里。
他们有个侄子,从来不会过来看看。别说被人欺负,就是大年初一,侄子也从不过来。在他眼里,他叔叔已经老了,没用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能帮他家里干很多活。
老头子下力气干活,老太太在家里操持家务。但是交的公粮永远也补不上村里的各种摊派费用,每年村里都会派人来送欠款的通知单,单子上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直到国家免除了农民的各种税费,村里还催欠款。女儿家里一样是穷,没有多少余力能帮到他们。到死,他们也没还上。
这对老夫妻是我的外祖父母。
许多年过去,那些人也都死了。我无法去恨一个死人,也不会把恨意转移到他们的家人身上。早已搬离原来的住所,空间上的距离,使得我们再见的可能几乎为零,同时,也冲淡了那些恩怨。
现在,除了书和几个朋友,我和很多事物还有许多人,都在刻意地保持一定距离。有人理解为清高,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并不擅长迅速地沉浸在某种场景中,也很难短时间内与别人拉近距离。我更愿意把这种行为当做一种警惕和适度的清醒。
人的性格都是环境塑造出来的。远离一点,虽然做不到有很广的人脉,但至少可以免受一些伤害。当然,上帝也有怀着恶意的时候,他会给不招惹是非的人带来是非,给满怀热切的人泼冷水,让本该走在一起的人相见不相识,让承诺变成谎言。适度的疏远,也许在面对恶意时,能留出一块缓冲地带。
距离,产生不了美,如果能产生,那也是视觉带来的欺骗。距离能做到的,是让一个人远离过往,开始另一种生活。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这段话是加缪的《局外人》的开头,冷冷的语调,强烈的疏离感,给人造成极大冲击。我不可能像默尔索那样,对死刑都冷漠。也不会像那些真正的隐者,遗世而独立。但多多少少保留一些自己的天地,还能做到。
身边有不少人,热衷于与他人打成一片,热衷于与某个地位高的人建立良好互动。这本无可厚非,多要一点,多拿一点,或者说在别人面前面子显得更好看一些,是一种动物本能。仅靠着本能生存,尊严反而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
以低头以牺牲尊严以顺从他人的方式,换取荣誉、金钱以及莫名其妙的地位,得来的东西到底能支撑多久呢?看上去的确是热热闹闹,高朋满座,风光无限,就像爆裂的烟花一样。
很多时候,恶行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我们的纵容把它们喂地胆大包天。抵挡恶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是强烈的反抗,另一种就是保持距离。但是,我们经常见到现象是,对施恶者以赞美,对反抗者以欺压;对当权者以献身,对反抗者以践踏。正是有了数量众多的这种人,才使得合理、自由、尊严成为一文不值的垃圾。
有位老哥讲过一个笑话,他最遗憾的事。
小时候,我家里养猪,每天放学后,我就出去放猪。后来,放猪的技术越来越娴熟。我会指挥着他们向前走,向左转,向右转。同村的人,都说我是个奇才。
后来,我考上学,就不再放猪了。
现在想起来,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坚持下来。如果我继续放猪的话,我能把它们训练地会踢正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训练的,也不知道那些猪如果不听话,会不会挨鞭子。我想肯定会。
以壮烈的姿态去反抗,会挨很多皮鞭,也会遭受巨大的折磨。我承认,我不是个意志坚定者,无法忍受住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所以,我搬离了老家,离开那些曾欺凌我的人。所以,我选择和一些人保持疏远的距离,不接受驯化,不主动示好。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逃避。但我想,保持距离的人、逃避的人多了,他们也就不算什么了。无论他在什么位置,你拿他不当回事,你远离他们冷冷地看着,他们也就真不是事了。
即使是做一只猪,也应该做一只远离主人、在铺满春风的田野里自由自在奔跑的猪。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自由,还能远远地嘲笑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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