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是桐城派先驱者之一，刘声木把他列为《桐城文学渊源考》第一卷第一位，可见其地位、影响之重大。归有光，字煕甫，一字开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明嘉靖乙丑进士，官南京太仆寺丞。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以文字之说发明《史记》旨趣。这些在归有光所记的斋室名号中都有体现。归有光所作斋室名号，不失为桐城派研究的一个视角，以小见大，对桐城派研究有一定益处。
宋元以来，文人佳士常常自取或由他人贺取“斋名”“室名”。斋名为书斋之名，室名为所居之室的名称。如“三十有三万卷堂”为清代孔广陶的斋名，“思补楼”为清代盛宣怀的室名。近现代有些文学家、书画篆刻家也署有室名或斋名，如“借山吟馆主者”为齐白石的室名，“老虎尾巴”为鲁迅的室名兼斋名。梁启超的“饮冰室”、黄侃的“携秋华室”、苏曼殊的“燕子龛”、李叔同（弘一法师）的“殉教堂”、柳亚子的“磨剑室”、叶楚伧的“我本荒唐室”、黄宾虹的“冰上鸿飞馆”、沈尹默的“秋明室”胡适的“藏晖室”、周作人的“苦雨斋”、俞平伯的“古槐书屋”等等。斋室名号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或以文明志，或以文寄情，或以文自勉，寓意不外乎包括斋室主人的嗜好、情趣、撰述所在、治学态度乃至思想境界等诸方面。从中可以领略到斋堂主人的精神境界，也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对于斋室名号的旨趣进行阐发，明朝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五、卷十七等刊有多篇此类文章。首先印象是作者的胸怀追求。比较有名的是《项脊轩记》。项脊轩是作者的一个很小的书房。起名项脊，是由于作者的远祖曾在一个名叫“项脊泾”的地方居住过，寓有追念之意。写书斋而又不单纯写书斋，而是记叙了自己独居的乐趣，当年的胸怀。和此异曲同工的《震川别号记》，记其自称“震川”缘由，十分有趣。“余生大江东南，东南之薮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书》谓之震泽，故谓‘震川’云。”只是他不喜欢称号，“往往相字，以为尊敬。”后来相识也号震川的同年进士何啓图，忻慕其高才好学，“遂自称之”。遗憾的是，未见用以称呼其斋室。《可斋记》，写他的朋友陈敦书，做了房子题匾“可斋”，请他题写“斋记”。他从孟子所谓“可”者谈起，认为圣贤之于天下，“非能为一定之迹，遭时之所宜，而亦不容不异”，阐发了因时应变的道理。作者以为“无可无不可”，关键在于在变化中把握做人的原则；可与不可之间，“宜知所审矣。”《遂初堂记》，对此进一步阐述。生存的状态可以变化，不变的是精神追求，不忘初心，不为物所累！儒家仁义道德，在作者记叙的斋室名号中，给人以新意的表述。作者乡居的时间很长，比较了解社会民生的实况，故能理解人民疾苦。他作长兴县令时，政绩很佳。因此，他对高蹈不仕为官不为多有不满，在《菊窗记》中，作者评价仲长统，“卒为尚书郎，濡迹于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鸿飞冥冥矣，为《昌言》何益哉？”《寿母堂记》，将孝养其母和相宅作室盛且久矣结合起来，形象的说明了孝养上人和家族兴旺的关系，利他就是利己，丰富了“仁者爱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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