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作者／张发祥
一、城管来了！
“老王，快跑！”
昏黄的灯光下，原本安静的街角出现了一阵骚动。
老王心里知道，城管又来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还让不让老子活了。”
妻子快速地将用剩的食材放在柜子里，上了锁；儿子也赶忙发起了老旧的电动板车。老王推着做煎饼的车子，一家三口消失在路尽头的黑夜中。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钟。
与老王一样，周边的几个小摊贩听到城管来了，动作也很迅速。短短几分钟，聚集在国年路路口的小摊贩，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满地的塑料袋和烂菜叶子，可以看得出有大量人攒动过的痕迹。
已经记不清这个月是第几次了，城管说来就来。
“有时候在梦里都被城管追着跑，感觉自己太没出息了。”从梦中惊醒的老王，就坐在黑暗中的屋子中，叹息生活的艰难。
等到天亮时，满地都是劣质烟头。老婆和儿子还熟睡着，老王自己先起床，开始准备出摊。
在此之前，王强做过很多工作，帮人家开过车，当过兵，也下过乡。
“最后混不下去了，就来上海碰碰运气。”
摄影／张发祥——深夜小吃街
二、隔壁老王来上海了！
2005年，来自东北黑龙江的王强开始在上海打拼。他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旁边的街角处，租了一个固定车摊。这一做，十多年就过去了。
“当初租这个车摊的时候，也很难，得跟上面的打招呼。”
在图书馆旁边的车摊待的时间长了，一来二去，跟大家混熟了，他也就成了人们口中的“隔壁老王”。
“平时就是帮同学们修修自行车，也挣不了几个钱。”
每逢新生入学和学期结束的时候，王强也会通过倒卖自行车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以低价购入同学们的旧车，加以维修，喷一喷漆，卖的时候就抬高价格。
“自行车市场的气候是越来越不好咯，现在都有共享的了，谁还来买二手的破烂货哩！”
王强坐在一个垫子发黑的椅子上，用手扶了扶眼镜，望着摆成一排排的自行车出神。
眼见自行车摊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老王心里充满了焦虑。
“政府的补贴很少，车摊生意又差，还不得自己想点办法，谋个出路！”
根据老王的回忆，今年上半年，就在图书馆旁边的这条街上，小摊贩慢慢聚集起来了。为了增加收益，老王自己也做起了杂粮煎饼。
在老王的煎饼摊旁边，有很多卖小吃的小摊，有烤冷面的，有卖关东煮的，也有吆喝豆浆油条的。老王却别出心裁地摆起了煎饼摊。
“炒面、烧烤大伙都做了，自己就得想个不一样的，做生意不能重样，重样了你还能赚钱吗？”
小摊贩中也会分成好几拨，“大多数是做午餐的，结束了就收摊了，对面那家是做早餐的，早上六七点就过来了”。
顺着王强手指的方向望去，对面是一辆三轮车改装的小摊，上面贴着一张彩色纸，写着“豆浆、包子”。而王强的小摊则是从早到晚一直开着。
摄影／张发祥—白天的小吃街
三、“卖煎饼果子咯！”
每天早上七点钟，王强就推着卖煎饼果子的小车来到图书馆旁边。固定好车轮，就开始这一天的工作。
“卖煎饼果子咯！”老王的声音在街角路口回荡着。
老王的小车是他自己做的，“从材料到车型设计，再到手工制作，算下来估计要好几百块钱。”他在车上竖了一块牌子，写着“杂粮煎饼”，牌子底色是红色，白色字样，老王说，它就是自己的招牌。
凭着多年的经验，老王知道哪个时间顾客多，哪个时间顾客少。
“学生都是八点上课，七点半左右就过来了，要买早餐。”
这也是老王最忙的时候，在烤热的锅底上，把准备好的杂粮浆摊在上面，等它烘干成型，再按照顾客的要求，加一点生菜、火腿、鸡柳，或者油条脆饼之类的，卷起来用塑料袋包好，递给顾客，赶着做下一个。
做杂粮煎饼的王强
学生大多用支付宝或者微信付款，“也有用现金的，他们自己找零，钱箱就放在一边。”
“从很远的地方就闻到煎饼的香味了，想尝一尝。”张旭同学刚刚付过钱，在一旁排着队。“五块钱一个，很便宜，做这个也很快，两分钟就做好了。”他住在南区，要去本部上课的时候会路过这里，这也是他本周第二次来买煎饼。
等过了高峰期，王强就忙着准备做煎饼要用的食材。
“要洗菜，切菜，还要炸脆饼，东西都得去菜市场买。”
王强口中的菜市场，是位于运光路的沪凌农贸市场，距离煎饼摊两公里左右。在顾客少的时候，王强妻子就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购买缺少的食材，也会帮周围的其他小摊捎一点。
采购食材的王强妻子
“谁的日子都不容易，买回来他们也都会给钱的。”老王顿了顿，又说，“她（王强妻子）已经很久没穿新衣服了。”
在煎饼摊后面的车棚里，妻子挽着袖子，正从沸腾的油里面捞起炸好的脆饼，一排排地摞在生锈的铁板上；儿子蹲在一块面板前正在切菜，脚踝裸露着，裤脚上布满黑色油渍。站得时间久了，老王就坐在椅子上抽根烟休息一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停地叹息。
四、“社会与上课不一样！”
每天都会有很多顾客来老王的摊前买煎饼。
“有社会上的人，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学生。每天下来也能挣个两三百块钱，但还是很难维持基本生活，我们的成本比其他几家要高多了。”老王指着脆饼说，“这一片就得四毛钱。”
“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空间。人家不让你在这里摆摊。他们来查，大伙都跑得老急了，被抓住了就要罚款，标准也没有统一，就是不能乱设摊。也申请不了经营证，要钱呐，有钱谁还出来做这个！社会与上课不一样。”
在老王眼里，社会现实远比学生上课复杂，“在学校里，打铃了，学生进去，又打铃了，学生就出来，进了社会就出不来了。”
“城管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这得问那些当官的，来了待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得看他们心情，心情不好了多待一会，心情好了，一会就走了。”老王弹了弹烟灰。
据门口执勤的吴保安介绍，“最开始这些小贩都在图书馆门口，学生上下课进出不方便，老师要开车进来，路也被堵死了。后来，学校与政府协商，在国年路的两端路口，设置闸机（电动升降机），闸机以内就是属于学校，不让他们摆摊，以外属于社会，保安也管不着。有城管来查，他们就跑。”
李传是被安排在电动升降机旁执勤的保安。“他们现在是靠边放的，以前都放在路中间，这对交通影响很大，我们也会去跟他们说一下，同学们要赶着去上课，路却被他们给占了。”
安装了闸机的国年路口
五、“它不是黑料”
老王手中的烟还没有抽完，就看到有人来到摊前。他把烟扔在地上踩了踩，刚走过去，就听到那人说，“喂，给我来一份黑料。”
“你走，这里没有黑料，只有杂粮煎饼，看看这是什么字，它不是黑料！”老王指着他的招牌说。老王生气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叫“黑料”了。
在上海的一些街角，尤其是一些高校附近，有很多流动摊贩。每当夜幕来临，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定规模的餐饮服务。学生们晚上下课，食堂早已关门，在回宿舍的路上会买一点小摊的东西，当作夜宵。
由于营业时间比较长、口味独特、价格便宜，小摊上的东西深受大学生们的喜爱，被他们戏称为“黑暗料理”。而最近出现的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黑暗料理”成了卫生标准差的代名词。包括老王在内的许多小贩的生意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生意亏损了，挣不了钱是小事，主要是被别人看不起。” 老王把脸埋在手里，过了好一会才抬起来。
“我用的杂粮浆，是自己磨出来的，那些菜和肉都是从正规市场上买回来的，我们用的油也是从大超市买的，没有掺一点假，我们煎饼的成本要比其他几家高出很多。”
老王又点了一支烟，“吧嗒”一声，吐出一串串烟圈。他摇了摇头，“说我这个是黑料，不公平。”
晚饭时的人流高峰期已经过去了，顾客也是零零散散的，王强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妻子去和旁边的摊主打牌了，儿子一个人在车棚里乱翻着自行车零件。
老王时刻警惕着周围人群的变化，如果城管来了，就得赶快收拾东西。
又是深夜，老王的耳朵变得敏感，似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老王，快跑！”
六、老王真的“跑”了！
2016年12月22日傍晚，当笔者再次经过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旁边时，国年路路口一片安静，没有小摊贩，街道表面被打扫得很干净，没有了往日的废弃塑料袋和烂菜叶子。
没有小摊贩的国年路口
路人三三两两经过，在拐角处停着一辆白色皮卡，在车门上贴着“城管执法”的蓝色标志。
“一大早就在这了，两端路口都有。车停在这里，他们（小摊贩）不敢出来。”
今天在电动升降机旁执勤的保安姓展。据他介绍，杨浦区将参加上海各区的年终评比，街道安全与卫生占很大比重。他往白色皮卡那边瞥了一眼。
“看来是下了血本要整治，你瞧，那修车的都被赶走了。”
老王的车摊不在了，煎饼摊也不在了。没有吆喝声，没有排队买小吃的人群。这回，老王真的跑了！
此时，距离上次采访结束，仅过去一周时间。
停在小吃街的巡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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