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民间巫风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兰善清
这里我们先说一个有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女士身上。“亲信干政”事件曝光后,朴总统讲到崔太敏(崔顺实父亲)对她精神控制时的那些年:她刚中断在法国的学业回到首尔,一次接见了崔太敏,崔坐下不久即惟妙惟肖的以朴的母亲的口吻开始说话(不是模仿而是完全就是朴的逝去的母亲在说话),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才离开,想要把你打造成伟大的领导者,不要悲伤,若你感到痛苦,可以通过崔太敏听到我的声音。”这个逼真的声音把年轻的朴槿惠彻底给迷住了,她从此深信崔是个通灵的人,不可小觑,且可以依赖。显然,崔是典型的巫师,他是在扮演么?不一定,也许朴槿惠母亲灵魂真的就附在他身上借其口说话。韩国的巫文化是有根的,他的根可以追索到中国大秦时期从汉江郧阳一带逐步迁徙到朝鲜南半岛的那批人中,那批人成为现如今的韩国人,他们当年把郧阳的巫神文化带上,一路安魂求神,获得不小的精神援助。崔太敏的那一套在现在的郧阳土地上仍存。康熙本《郧县志》“风俗”篇说:“郧民多秦音,俗尚楚歌,信巫不药,唯知务农好学。”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白俊奎在《巴楚山川巫神地,神秘歌谣传之今》中说:“今鄂西北在历史上巫风盛行,至今还流传的《待尸歌》就是具体表现。”
随着屈原与郧阳关系研究的纵深,我们发现郧阳这块开化很久的文明土地,不仅官方正统文化彪炳史册,神秘巫风亦经久不衰,这种诡异的人文现象,曾在春秋战国各种思想文化极盛时期独树一帜,对自我放逐到这里的屈原的精神、心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以至于在他的自觉创作中有目的地引入了郧阳一带的巫文化,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神秘诗风。
乡村流行的打待尸送终活动是巫文化表现形式之一。
尽管现今“待尸”活动已无巫师巫婆等出现,主要是乡民们用锣鼓和长歌陪逝者度过人间最后一程,但待尸歌的声音、形式、唱词等充满着安魂、送灵、与亡灵对话、沟通人世与阴司之间感应等神秘色彩。人们视死为升天,待尸歌送逝者归天。随着歌师们的世代传唱,其中加入了许多符合当地民间心理的娱人内容,内容更加丰富,取材面越来越广,远远超出了仪式歌的范畴。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传诵,也有生活琐事、道德伦理的辩驳,更不乏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的描摹……自然万物,皆可入其中。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说:“楚人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下》亦言:“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而作为古代楚国腹地的鄂西北郧阳地区,是巫风的渊薮,世代保留娱神敬鬼之风。人们迷信鬼神,认为人死魂犹在,渴望通过唱歌作舞等方式来讨得神灵欢心,以期他们将死者带入天堂。因此,在人死后一定要“打待尸”,以超度亡灵,“待尸歌”便是巫风在民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楚辞《离骚》是一首叙写屈原自己的政治遭遇和倾诉自己爱国情怀的政治抒情诗,但诗的构想和全诗构造却十分奇特,很像郧阳待尸歌的格局。有开场的自序,有中间的正述,有结尾的煞戏部分,整个《离骚》就像一部完整的待尸歌,而诗中三次巡游又像巫神做法时的表现。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自我形象,诗篇一开始就刻意把自己塑造得具有不同常人的神性,带有神话色彩。诗中说他是神话传说中的帝颛项高阳氏的后裔,并起表字为“灵均”。为了显示身心的洁,他取江离、辟芷为衣,纫秋兰为佩;并朝饮坠露,夕餐落英;步马兰皋,驰骋椒丘,特别是诗中写他向重华陈词、两次向神巫(灵氛、巫咸)问卜、上天入地地神游,让人感到诗人那种飞天翔宇无所羁的超自然力量。他不仅吸取了民间神话人物、神话故事内容,还直接与巫觋打交道,请巫神帮自己出面做工作以实现理想愿望,全诗以寻求巫师活动的形式联组而成。文理起伏,手法铺陈,结构宏伟,是一种提炼了的书面形式待尸歌,或曰脱胎于待尸歌的诗化歌剧。
乡村流行的招魂风俗是郧阳巫文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当不懂事的孩子受到意外惊吓,大人一般会在晚上,来到孩子白天受惊吓的地方,喊着孩子的名字,唤其归来;有的还会请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为孩子“收魂”;还有请巫婆在孩子熟睡后招魂,持续一周;也有为大人收魂的,那也有一套程序。屈原深受郧阳巫文化中招魂习俗影响,他在一生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楚怀王灵柩归故里时,唯恐其魂不能归故里,特意采用郧阳人为亲人招魂的方式写下作品《大招》《招魂》,凄切哀怨的召唤怀王魂兮归来。他极力渲染四方的种种凶险怪异,着意烘托楚国故居之美,最后又大力称颂楚国任人唯贤、政治清明、国势强盛等,以感召游离在异乡的怀王之魂归来。全诗文字精练,辞意醇古,风格雅淡,特别是写景、状物、叙事时层层铺张,大段排比,对称整齐,显示了由辞到赋的发展与转变,而潜在的是屈原视怀王如骨肉亲人一般的不舍,尽管人已逝,他也希望怀王魂归故里。
占卜是郧阳自古及今的一种生活习俗,其中不乏巫的因素。人们在凭现有知识无法揭开某些玄奥和生活现象,希望预知某些事情结果时,喜欢通过占卜来找到答案。从前用筮草、铜钱,今人用扑克牌,甚至扔硬币等方式来进行,和寺庙抽签问卦的形式差不多。屈原流放汉北期间深通民间这些习俗,他把民间这种求问未知的探寻形式借过来用以对天地大道和世间万象的拷问,其长诗《天问》就这样诞生。该诗由172个问题组成,其中有对宇宙底蕴的探求,有对国家历史的回顾和诘难,有对善恶是非的追究,采取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以至使得这首长诗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文献。《天问》奇特形式正与郧阳当地流行的“卜问”形式有关,是由占卜时所提问题的语言演化而成的。
谈鬼论神是郧阳沿袭已久的巫文化现象,民间热衷不已。由于人们对生死存亡的某些异象无法理解,对未知世界的恐怖,常常谈鬼神而敬畏之,在精神领域占有相当的空间。这对流放于此的屈原或多或少产生影响,尤其对他的创作影响不小。值得一提的是,此类影响不仅没使他的文风和诗作走向低俗猎奇,反而使其诗风奇崛,内容脱俗,化神鬼为瑰丽的诗歌形象,抒发了他感慨浊世向往自洁的独特内心世界。从他28篇作品中所出现的16个神话意象看,从郧阳传唱的《黑暗转》中都可以找到,诸如虚无之神天帝、義和、丰隆、雷师、湘水之神、九嶷之神等,历史英雄之神鲧、重华、后羿、汤禹、高辛等,神异人物韩从、王乔、羽人、长人、土伯等,这些神性意象及其相关的词语概念郧阳民间在弄神做法时都会涉及到。
从以上种种考察看来,可以说没有郧阳的巫风和神话,屈原诗歌的艺术形式的某些重要特点就不复存在。 《悲回风》论意识,可论到极深之处,它文学性的呈現了“无”的向度。但它所呈現的主体构造与空間形像,恐怕仍是离体灵魂游走于巫术空間的模态,就精神之旅的角度观察,《悲回风》的地位介于《离骚》与《天问》之间,它的意识与空間的关系也介于《离骚》的分离观与《远游》的合一观之間。
《九歌》是诗人屈原借用巫俗、巫歌而创作出来的别具一格的祭神组歌。诗中对上下四方的描绘,充满了奇异的神话色彩,从素材到形式以致诗的句形、语吻都深深打上了郧地巫风的烙印。《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也在郧阳传说中有所表现。这些女神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这与汉江边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与汉江边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郧阳古老开化的这样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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