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一组无名氏的诗歌，大概作于东汉末年，作者大部分为当时远离家乡，进京求取功名的文人游子。他们无形中以集体的方式共同承载了《古诗十九首》的情感意蕴。这或许不是一种巧合，因为这样博大精深的情感意蕴并非单独的个体所能承担的。《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它浓缩了文字的魅力，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并且在滚滚喧嚣的红尘中，以其出水芙蓉般清新坦率的朴素真理和旷古忧伤，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并且抚慰着世世代代失意的心灵。
（一）生命：时节忽易的感叹
《古诗十九首》中，对于个体生命的生存意识，体现得异常沉和悲凉。东汉末年，风雨飘摇，政治动荡，社会黑暗，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是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士人，他们贫寒而不甘沦落于黑暗。当时的养士政策与历史背景给他们提供了一条狭窄但成功的话又异常光明的道路。但当他们踏上了京都洛阳的漫漫长路的时候，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如何残酷的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背井离乡是文人游子们的另一次诞生。“我的母亲把我/生到世界上来/我现在站在世界的深处又走进/世界去越走越深/有我的幸运有我的痛苦/独自有着种种切切”（里尔克《最后一个》）。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一次孤零零地被抛弃于尘世的过程，从客观的意义上来说，离乡的游子则是双重地被抛离。东汉末年的时代，交通状况闭塞，空间上的距离感更接近于现代诗人里尔克诗歌里的那种哲学意味。因此，他们在远离家乡的驿路风尘中形成了独特的与母亲（母体）、故土隔绝的感受。在游子文人到达遥远的洛阳这个异质世界后，环境逼迫他们不断成长直到成熟。
这种异质世界的感受，是从生理到心理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凉风卒已厉，游子寒无衣”（《凛凛岁云暮》）。身体上的痛苦可以熬过去，但是被推拒于各类人群之外的孤独给了他们重重一击：“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棱上柏》），“昔日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他们并不相容于京城里的上层权贵圈子，只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他们亦不相容于原本属于同一阶层，后来弃他们而去的极少数飞黄腾达者。也许后一种更能让他们体会到人生的况味。在“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凄凉的春天，他们只能孤独地徘徊于日益凋敝的京城。恰恰是这种迷茫和失意的徘徊，他们窥见了人生当中另一个更加尖锐和令人心碎的感喟——生命的无常。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棱上柏》）；
“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
在《古诗十九首》异常短小的篇幅中，表达对生命悲叹的诗句，密度如此之大，使得这种悲叹成为这些诗歌主要的情感基调。如此精炼与集中的哲理性诗句非一般民间诗歌能够写出来的。字词之间所流露出来的对于生命易逝如朝露的忧伤，有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应该说，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慨叹并非只限于游子身上，这也是一种时代的集体意识。“他们唱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李泽厚《美的历程》）。游子文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成为了那个混乱而伟大的时代中某种思潮的代言人。
弹指一挥间，死亡将至，当他们“驱车上东门，遥望陈死人”（《驱车上东门》）的时候，当他们“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催为薪”（《去者日已疏》）的时候，那种深处死亡现场与对生死的惶惑，直指人心。因为知道了结局，就有理由让生命日益消沉下去吗？“起风了，只有活下去这条路”（瓦雷里《海滨墓园》）。不，生存于他们既已无法崇高，那么做一番自我排遣式的娱乐和快意的倾吐又有何妨？于是，便有了“今日良宴会”里“难具陈”的“欢乐”，“斗酒”亦能“聊厚不为薄”的洒脱不羁（《今日良宴会》）；于是，便有了独自踯躅听弦于西北高楼之下得到功名的苦涩的排解（《西北有高楼》）；于是，便有了“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的快意的呼喊（《今日良宴会》）。相对于人的生命，时间不过是一片老去的土地，经不起任何的辗转、消磨与消逝。所有的理想，来得晚了，对于苍老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神而言都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李泽厚《美的历程》）。这些游子的头脑中是存在着正面意识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在家苦候不到“游子”的恋人的作为，正体现了诗人的这种正面意识，面对长久离别的沉哀巨痛，她们并没有自戕或者抱怨，反而“努力”地对周围世界摆出一副不妥协的生命姿态。这是一种何其光辉的激情。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使得诗歌里高密度的忧伤有所缓和，使得这种对生命的感伤不流于肤浅和颓废。诗歌也由此获得了理性和升华。丽而悲壮的一种人生态度。
（二）故乡：孤独精神的守望
屈原《九章·哀郢》最后说：“曼余目以流观兮，翼壹反（返）之何时？鸟飞反（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如果说漂泊是人类的一种宿命，那么回归则是所有生物的本性。
游子们深处异乡，因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所以故乡这个意向才又生发出多少文采风流和感伤情怀。
距离，总是保持着一种守望的姿态，保持着最初出发时的那暮景象，那种心境，初春，活泼，充满希望。孤独，《古诗十九首》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来架构的：“相去万余里，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一别经年，一别万里，咫尺天涯，天各一方。时空的距离产生的失落感使得游子们情难自禁，他们通过模拟的情境来获得心灵上对于回归渴望的满足。他们通过想象家乡的恋人对他们的思念来达到排解自己孤寂的目的。或许是在辗转反侧孤枕难眠的深夜，他们展开了这样一种想象：“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凛凛岁云暮》）。梦想似乎也是一种模拟，极度的思念导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佛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可望而不可得的愿望只有梦境才能实现。“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孟冬寒气至》），想象中的恋人是这样的深情执着。“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客从远方来》）。
信物又寄托了多少美好的理想和表明了多少不悔的心迹。别离的感伤唯有爱情——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才能抚平。而这一切都是架空在想想的基础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依然是梦醒后的独自面对。
他们所要面对的并非是精致美丽的梦境。“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在阳光明媚的残酷的春天，只见百草飘摇，“花朵为谁而放”（海子《黎明》二月），一切生命的喷发不过是白白的流淌。
他们所要面对的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关于行走的旷古寂寞。“像一个人航行的海洋，/我侧身于永远的土著；/他们桌上是丰盛的白昼，/而我意在充满图像的远方。”（里尔克诗句）对于远方尽头的故乡的怀思，使得“远方”这个过程式的词语获得了归宿般的美感。事实上，“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远方》），但关于远方的意象为何让游子们反复吟咏呢？“采之欲遗谁？所思在长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涉江采芙蓉》）；“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言迈》）；“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行行重行行》）；“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坡”（《冉冉孤生竹》；“馨香萦怀袖，路远莫致之”（《庭中有奇树》）。道路的崎岖绵长，，揭开了所有温柔乡的面纱，露出苦涩、凄凉的底色。时空无法重叠，流逝的时光，生命个体占据的位置也无法重复，即使有记忆这一几乎可以穿透时空的光存在着，即使有万能的编织一切美好的奇异的人类思维，他们还是无法实现真实世界的超越。只能面对着遥远的远方，幻想远方有依然存在着他们离开时的故乡。通过幻想的美丽恋情，通过对远方的凝视，故乡成为一种精神的守望。
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的异土他乡，当他们怀念与自己“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的恋人的时候，那种失魂落魄与无所皈依的情感是如何啮咬着诗人的心灵，这些沉淀了多年的积伤，是如何汩汩地淌出鲜血！那些“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凄”（《冉冉孤生竹》）的美好的惠兰花，是如何地在绝望中消弭了自己的芳香，褪去了自己的颜色，最终归于无人观赏的毫无生气的死亡。“我从远方带来的东西/和他们摆在一起显得稀有——/它们在伟大的故乡是野兽/到这里却因羞耻而屏息。”（里尔克《孤独者》）诗人从故乡带来了理想也带来了离别的孤独，当理想从繁盛的枝头跌落，孤独在“羞耻而屏息”中日益壮大，诗人心灵底部幽暗的感伤情怀转化成对故乡（远方）孤独地守望，才更透露出一种悲剧色彩的光芒。孤独守望成为绝望之中执着的永恒。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为谁憔悴为谁奔忙，生离死别才是真正的心头之痛！“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身体中的回归天性像指南针一样永远指向故乡。在那些虚无的时刻，只有故乡才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在跨越了千山万水之后，暮然回首，才知道或许当初离开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他们对于故乡的渴望和执着也正是在一事无成、生命蹉跎的过程中愈加浓郁，在时间漫漫、空间浩浩中也更加飞扬与高迈。
当他们把这一切都熔铸进自己的诗歌的时候，这些诗歌也就获得了一种回旋跌宕的美感，获得了“一字千金”的分量。
（三）诗意：美丽千年的关怀
《古诗十九首》在千年的流转中给阅读者带来的审美收获无疑是巨大的。
诗中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忧伤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忧伤在文学中的意象往往美丽而持久，因为忧伤是任何敏感与有生命感受力的人都会有的。它是一种生命的方式。世界在人类面前所展现的壮阔与永恒，使得匆匆过客的人类在任何欢笑中都无法彻底，人类在自然和时间面前始终需要保持敬畏。于是，诗歌模拟了这个过程。“痛苦引起快感，欢呼夹带哀声，乐及而生惊恐，泰极而求失落”（尼采《悲剧的诞生》），诗歌用已经凝固的意象在时空的洗练中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载体。再则，从形式方面来看，五言诗发展初期的框架形式也是非常简朴与鲜活的，于是，《古诗十九首》的生命力籍着内容的普泛、形式的亲和而绵延得异常广泛与持久。
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群都可以从中触摸到不同的感伤纹路，不同的感伤纹路背后隐藏的执着与光明，感受到相同的悲剧般深沉壮阔的力量，感受到自己的心灵产生的共鸣而生发出“恐惧和怜悯”（亚里士多德语）的感情，从而在一种文学审美中净化了自己的灵魂。王国维在评价李后主的词时曾说过：“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人间词话》），其实《古诗十九首》担荷的正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当人们在生命过程中遇到相类事件的时候，必然能够从中分享一点失意的眼泪，分享一点理性的光芒，分享一点群体意义上的诗意关怀。虽然诗人早已离我们而去，但是在时空流转中，这些诗歌浸染了多少人类的感动与感触，所有感受着《古诗十九首》的人都凝聚成一个越来越厚实的整体，使得《古诗十九首》具有了人格化的性质——诗意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成为了一种人类诗意关怀的载体，具有和“释迦基督”同样的气魄和胸怀。
研究《古诗十九首》的很多学人都比较注重现代西方理论与诗作品的结合，比如存在主义、悲剧论等等，而且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综合，从时间空间以及各种意向本体等方面提出了更为新颖更为深入的见解。在诗歌的内容方面，很多学人也都意识到《古诗十九首》的感伤主义情怀，并且做了很精辟的论述。“《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古诗源》），沈德潜可谓很精确地概括了这组诗歌表达的主要情感特征。离别、漂泊、失意、思念、对生命的感叹，而所有这一切情感，都拥有同样的一个定语：感伤。“《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迦陵文集》），叶嘉莹先生分析的这几种感情，都体现了游子对故乡的拳拳依恋，个体生命生存的挣扎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反思。
优秀的作品总让人百读不厌，同样的情怀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也有不同的风貌。阅读《古诗十九首》，除了感伤情怀，诗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在这种感伤中传达出更多关于人生的感悟，关于生命的一种理性的执着的精神。除此以外，笔者也读出了诗歌形式的美、内容的通透，哲理的深刻，在繁复的悲伤情绪中，隐藏着一个异常坚强的核心，穿越千年。正所谓形哀质直，不忘初心，在这种中正的理性精神支撑下，《古诗十九首》以独绝的风姿绽放于文学最高的枝头，美丽千年，感动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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