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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去世之后，蔡康永说了一句：“悼李敖——他一个人身上，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
一人而集全味，那就似乎什么都是，而又什么都非；一人不成江湖，偏偏江湖因他而存，那就似乎纷争本无，多由他起，所以这话很让我怀疑是蔡康永的“曲笔”。
没办法，谁让蔡先生向来太善于说话，往往骂人于无形呢？而如此“曲解”，又大合我意。
狂才李敖毕竟大战风车，勇于私斗的地方着实不少，那确乎与东邪西毒中神通相似，常常是很“任我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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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名人仙逝不少，网上各类文章充斥，盛况之下，也颇有人烦，于是某大V按其一贯风格，就站出来“修养”了一下：要有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包容，要有允许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自我。
悼念名人当然不能算错，就是吃了你家大米也不算错（媒体不炒靠什么活？炒本身就是吃人大米的活），只不过既然是要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那当然也得允许别人烦不是？
双重标准，这是人类的痼疾，病入膏肓之际，难免会出现原配蟋蟀之类的药方，但是悼说悼有理，烦说烦有理，双重如果不至于太过虚妄，那就一般都还是各有可取的。
烦的无理，大V已经说过，而你这悼，如果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这‘悠然见南山’和‘猛志固常在’的是（陶渊明）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像陈丹青说的那样：“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矫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落于俗套，以至轻佻。”；“顶多是（从中）得知死者一点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这是不是应该烦呢？
任意取舍、曲解、矫饰、夸张、滥情、轻佻，写死者写的不知是谁，名悼念不过是在八卦，自己都不感动，却偏要读者陪哭，这样的事，难道少吗？这确实是心态毕露，最容易露底的营生，烦就对了。
世间无人能毫无偏差，一贯正确，各人头脑眼界不同，解读必异，这当然必须允许，便如如此复杂的一个李敖，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万个他也无妨，但你总得态度认真、端正，确实是从自己脑子里，心里喷出来的才好。何至于就非人云亦云，一好百好，或者哗众取宠，非黑即白呢？
女人是拿来睡的，这居然都要赞为直率、洒脱、真性情了，那公车上的露阴癖、性骚扰，岂不比他更真性情？你为何就不肯也跟着去性情一把呢？你肯定是怕被人打死。
人家自己写的都不认可，不感动，你居然认可、感动，一写就认可、感动，写什么也认可、感动，一点都没有关云长“还我头来”的意思，这才是最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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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最讲究善的，善大于是非，死者为大就是明证。
很多人大概就是因此要口舌生香，为死者讳的，这就跟历来的墓志铭一个套路。所以很多人也总会把李敖那篇类似遗书的文章，说成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敖终于与自己，与世界和解了。
然而这恐怕真是会错了意，太不把我们战士当战士了。
既理性，又疯情，既遁世，又救世，既愤世，又玩世的李敖，一生最自得的其实不是文章，而是我“有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
他一生不甘寂寞，既是文化英雄，又是文化商人，自称人格第一，其实是风格第一，所以他最后大发英雄帖，要与家人、朋友、仇人见上一面，“及此之后，再无相见”这事，就绝不简单。
和解本为私事，事关双方隐私，家人、朋友，也本来最该家中相见，李敖果若真诚，何至于非要弄到电视上去搞，还偏要定位为“传奇一生的终极谢幕”呢？你难道想不到这是怎么回事？
李敖对这最后一面的希望，固然是“真诚的，坦白的”，“我会对你说实话；我也想你能对我说真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这内容，却到底是“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的，你看到这话，难道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李敖英名之建立，不管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还是啸傲江湖，鲜有匹敌，乃成当世第一，却到底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也从来以真自许，那么你以为他会认为自己之前就不真诚，不坦白了吗？他现在的真诚、坦白，就会变成一种认输打脸、自我否定了吗？
一个人为何到了这种时候，还一定要执念于说清如何相爱相杀？那么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到底更多是你，还会是他？李敖是一个能够数十年痛诋前妻，甚至还能够将一次送花行动促狭地解释为，这正是我厉害的地方，其实我是在提醒感动的她，你50了，你老了的人，他怎可能不去执念于说清相爱相杀？只怕这事胡因梦也未必能够轻放过去。
最能泄了李敖老底的，却还是他最后这句话：“我想通过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完全不是这一次会认识到不一样的我，李敖依旧还是偏要人家侧目而视的李敖，所以你对于他老人家的金盆洗手，趁早还是别抱希望了。
总而言之，这事足可盖棺定论：它不过是一场与媒体的合谋而已，李敖既在消费他人，也在被他人消费；公众人物早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家人，这对他人或许是一种痛苦，一种无奈，但对自恋、好斗的李敖不是。不甘寂寞和穷究是非的特点，始终与李敖同在。
只不过公道而论，李敖生命里的斗，却不尽然是这种出发点，他也有特殊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五百年来，能像他这样恣肆无畏，恣肆到底的人，大约还真就只有一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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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拿李敖与鲁迅相比，我也曾试着比较了一下。
生活中的李敖和鲁迅，其实都不像其文章所展现的那样，有人甚至说私底下的李敖，其实很温厚，这是很奇怪的事。
但也不奇怪，心中有猛虎咆哮，身体却困于市井烟火，这是最常见之事，何况他们的刀笔，一般对准的也不是普通人。
而且，实际上这二位斗士的大无畏，也更多不过是世人的观感罢了，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并非血肉之躯。
斗士李敖早曾说过，不自由，毋宁死，他是绝不赞成的，烈士你做，我不做。“《北京法源寺》说的就是烈士，可烈士是输的。读书读到务实的状态，一般人做不到。我不做屈原的，你把屈原捧着，我觉得是病态思想，根本就是错误的。”
他甚至还曾笑道，当年入狱，其实是知道死不了的，所以不怕斗。
而鲁迅，则虽然曾不惧刀枪，昂然而赴友人之丧，又投枪匕首，独战群氓，但到底不像他人渲染的那样大无畏，“没有像他同时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和恐惧……”（陈丹青，下同）
鲁迅怕吗？怕，很怕。可是鲁迅怯懦吗？却又不。
“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
此所以，鲁迅就成了一个“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既能够“横眉冷对千夫指”，又能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
陈丹青，可说是最懂鲁迅的人，所以他对鲁迅矛盾的解读，就尤其入木三分。
2006年，陈丹青曾经作过一篇《鲁迅与死亡》的著名演讲，他在里面说道：“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为什么呢？因为：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里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
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悚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
鲁迅是忠于自己，超越自己，立足当世，超越时代的，他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属于某一门派，又不属于某一门派，所以当初胡适认为他是敌人，错了，后来认为他是我们的人，又错了，这位大异端，实际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分子，跟谁都是朋友，也都是敌人，他权衡的前提，就只有你是否真能代表和符合，他认可的思想、道德、社会美学和慈悲观念。
不能不说，以一支健笔对撼世界的李敖，尽管有毛病，有文化商人的精明计算，但也的确曾是某种政权、政客，以及群氓的死敌，只不过，他作为文化精英的深度、厚度、自由度、慈悲性、纯粹性，却到底无法与鲁迅相比。
他尽管也不讨好，不肯讨好，但他绝对有唱反调、走偏锋、趋极端之嫌，他晚年更只有个人锋芒，而无精英锋芒，他坐拥万贯家产，躲进小楼，成就的却是他李敖独有的，怪味的一统。
李敖尤其难以成为他自己的异端，所以鲁迅之于胡适，尤为异端，之于李敖，就更尤为异端，李敖只是异端而已，而鲁迅却是大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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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是一个若要佩服什么人，就揽镜自顾，五百年来包括白话文写作等很多方面，都是第一李敖，第二李敖，第三还是李敖的人，所以金庸、鲁迅等等都在他批评之列。
金庸鲁迅当然可以批，但是李敖批评他们什么呢？2009年，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金庸从戏剧角度看，写小说蛮动人，但太假，因为他写侠，自己不侠，信佛，却不舍财；鲁迅根本是受了日本文法的影响，是不通的。
这类评论，从字面上，当然并无大不妥，但是你能够要求一个人写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吗？你能够抛开时代影响去看一个人吗？你自己既然都无法完全文如其人，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是大一统？
李敖、鲁迅的文章，我都读过不少，金庸的小说，更曾全部通读，然而到最后，对于李敖，我只能说，我惟能记住的，是他知识丰富，常掉书袋，很能骂人，文字芜杂，思想翻来覆去，基本万变不离其宗。他给我深刻印象的，从来不是作品，而是他远比思想、文字更大师的行为艺术。
而金庸，我虽然基本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但却永远记住了他创造的那个江湖，和江湖里的那些人物；鲁迅，我照样基本不知道他生活中的模样，但他思想、文字的力量，他若干篇章，若干语句，却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文学大师、思想泰斗的地位，从来是靠他们的文字、力量、影响、作用奠立的，而非炒作、自封。一个人如果是属手电筒的，只能照见别人的短处，甚至夸大别人的短处，那李白、杜甫、曹雪芹、黑格尔、雨果、托尔斯泰等等，恐怕通通都不过尔尔。
李敖自称战士和文化英雄，很多人也以此相许，但我认为，究其实际，他在这方面也比鲁迅差得远了。
李敖之争，更多是党派之争，个人之争，寻常之骂，而鲁迅，则更多站在超高的思想、文化、艺术层面，并具有崇高的情感；李敖之斗，更多是斗鸡性格，而鲁迅，则更多是被逼上来的，就是这样，他那些貌似实指的斗文，其实也都是典型、概括、群像化的，乃至于能让人每想起一个人名，就看到自己、他人、世界，或惊悚，或震撼，或发笑。
他就是写吃人，也有特殊的冷峭、幽默，写腥风血雨的辛亥，也只是一个人肉馒头足矣，写世相，也要给死到临头的阿Q留一个画不圆的圆圈……他的毒辣透辟，既惜墨如金，不动声色，又悲天悯人，感情深透。
还有，李敖身上的色彩更多是自己涂抹的，而鲁迅的色彩，则更多是别人给他涂上去的，尽管他的声名，早在生前就已经奠定。他死时民众自发举行的那场葬礼，足称文人之最，其盛况，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出现过，这无疑也是他的大无辜之一。
还有，同样以文章立世，李敖一直自恋、自得，到最后越发自恋、自得，而鲁迅，却一直一面顾惜，一面看不起自己的文章，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
生命终将消失，文章也是，这是鲁迅的达观，生命虽会消失，文章却会传世，这是李敖的执念，只可惜，二人现在的结果已基本分明，就是将来，恐怕也差不到哪去。 尤为悖论的是，达观的异端者鲁迅，遗嘱里却一个不恕，执念的圣斗士李敖，遗嘱里却要对话家人、友人、仇人，搞什么不留遗憾，所以他们在这里，也有了高下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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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不留遗憾，很可能只是顾身后名，不留自己的遗憾，那么他这真，就颇值得商榷。而鲁迅的真，却显然是保留到生命最后时刻的。
“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世事通透的鲁迅，活，尊严，死也尊严，他对外不敷衍，不虚假，对友不拒绝，不客套，完全不像李敖，“我没有朋友，也不想有朋友，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了；陈文茜是我朋友，但打电话给我的是他。”
鲁迅死后，会有很多朋友为了出版他的文集奔忙，后来许寿裳在台湾明知危险，也要这么做，直到头被人砍了这才算完。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情。”
李敖很想活到宋美龄的岁数，到死还想上电视，而鲁迅的生死观是阔达的，人务实，求有益，对名声也看得很轻。他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孩子教育上：“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李敖早已不再相信爱情，只剩下性，而鲁迅，至死都在为妻子将来打算。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靠近。”
同样遭遇坎坷，李敖对世界是失望的，他尽管也曾有我死无葬身之地，遗体捐献之言，但鲁迅显然比他看得更透。“曾想到欧洲人临死前，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怨敌是什么呢？怨敌是可以饶恕的吗？道德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吗？伪善的恕道是可以接受的吗？真理是可以妥协的吗？我是因人不恕，因个人私怨不恕的吗？我一生有那么多精力都消耗在说明、解释、应战上了，可人还是那样的人，我为什么要恕？原来这样就是在死下去啊，我死都不在乎，我还在乎你们什么怨恨！……此所以，李敖要见面，要说清，鲁迅不见不谈，我自是我，一切随你去，他们的恣肆是如此不同。
关于鲁迅这句话，不同的人向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正如陈丹青所说，蒙田在死的时候，曾说：“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这种事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生死都无人能奈我何，生死都是脑袋指挥膝盖，我这里绝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才是鲁迅最战士，最硬骨的地方，这也正是这篇遗嘱，号称人间最奇的原因所在。
而且，思想的矛盾，情感的矛盾，心灵的矛盾，道德的矛盾，仇敌的怨恨，真会因为死就消解了吗？告不告别又能如何？人生总之会有遗憾，相见不如不见，见已落下乘，执念于是非、存在、证明，就更是末端，所以说负累太多的李敖，哪有鲁迅洒脱、开阔、高明、深邃、尊严、顽强，他在最后一刻，仍旧败给了他一再批评的鲁迅。
具有寓言意味的是，他并没有见成那最后一面，与前妻胡茵梦、好友陈文茜，及曾查禁过他的宋楚瑜等人，一一进行那所谓真诚、坦白地对话，人生最终，到底还是败给了遗憾。
人生有没有意义这类问题，不能问，一问就会发现是空的，这是李敖说的，既如此，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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