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众生

6月20号，中考结束那天，接到医院短信让次日上午住院。

手术的心理准备，战线拉得够长，从5月看专家，到术前检查，一切都如预想那般（原本跟医生约好，尽可能安排在中考之后手术），但接到通知的一刻，还是觉得恐慌、不安、猝不及防。

拥挤的挂号交费窗口、迷宫般的楼、轮椅、急诊科外举着绷带渗血的手臂的民工、推床上盖着与季节不符的厚被子的病人、被熟人围绕的白大褂、人满为患的电梯、楼外的阴霾……这些图景在我眼前晃动，拼贴出一家省级三甲医院每日的现场。

办完入院手续，一个人拖着行李成为20楼A病区靠窗的32床。

病房里我与30床同一天入院。因为疫情防控，没有亲友来探，即便陪护也多为即将手术或是已经手术的，整个病区都安静异常。31床是个74岁的老太太，跟我一样的病情，动完手术4天了，身上还挂着导流瓶，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这无端给了我些许安慰。

第二天医生来看，约定次日上午手术。24日六点多，理发师傅来病房，帮我剃去手术一边三指宽的头发。虽然前一天护士已有告知，但看到长发大把大把落下，依然一秒泪目……这之前，在岑寂的晚上独自咬了很久的牙，终于顶不住了，眼泪簌簌下来。理发的大伯见我难过，安慰说“我没多理哦，都是按照手术要求剪的。你别难过，头发一下子就会长出来的……”我知道，这对于一个在医院看惯生命无常的老人，这样的安慰实属温柔。

上午九点，护工轮椅来接我去手术室。准备室里，一排坐了六七个等着手术的人。到这一刻，反而没什么恐慌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等待。熟悉的场景。熟悉的茫然。

昨晚术前谈话，知道手术并非先前预约的专家，心又提起来。辗转半夜联系熟人，说专家手术次日门诊，几无改变的可能。生死有命，一切随缘吧，我安慰母亲。

躺上手术床。两只手静脉注射，血管太细，进不了针，像以往手术一样，换技术老练的护士。右手进针很深，痛极，是推麻醉吧？隐约听见有人叫主刀医生过来，可以开始了。我浑身冰凉。血液慢下来，周遭开始轻微错位，停止……

11点半醒来，手术结束。推回病房，经过一道窄门，意识虽然模糊，但依稀看见门的上方，闪着绿灯——安全出口。这四个字幽幽亮着，亮在手术室外的通道上。

身上插了数根管子：氧气管、手臂上的输液管、手术部位的引流管。这一天滴水未进，并不饿。时间消失了，只有一具肉身搁置在床，像修理中的机器。从未有过的困乏，如果不是有人叫我，分分钟都要沉沉睡去。大脑思绪却是混杂，像游走于另一个时空。一个小时后，排山倒海的难受，呕吐接连不断，一直持续到晚上。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以至于后来拔管的疼痛和术后每日无油无盐的饮食都不算什么了。窗外，黄昏的工地还在施工，打桩机的声音让整个脑袋都要炸裂。

一夜磨折。凌晨二三点，血压检测器开始连续尖叫，睡意就此消散。本来引流管在体内让人只能平躺，翻身一动就容易戳着伤口，睡着实属不易，这下完全睁眼到天明。黑暗中，病房一片沉寂，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起身。

相比我术后的种种，30床的等待更是如抽丝剥茧一般的磨折。

30床是位广西嫁自诸暨农村的瘦小女人，黧黑、憔悴，年龄比我大1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的脸色仿佛本身是对自身病情的一种宣判。因为手术日子迟迟不定，她一个人等得有些心焦。术前检查早已做完，她说让我帮她手机看一下检查结果，因为眼睛老花，让我把结果说给她听下。我点开她的检查报告，读了一句，就再也读不下去……她沉默了会儿，平静地说一句“情况不太好吧”就再也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一块沉石堵在胸口。“他们已是飞走路绝，恰似釜底游鱼，或降过死，别无他途。”姚雪垠《李自成》中的这一句，写出了世间多少万般无奈的境地！

30床的主治医生每天都带了一些医生过来，最终决定先做个切片，看看病理，再决定手术方案。次日，30床的丈夫来了，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多说话，终日陪她坐着，一脸风霜地坐着。

术后第二天，要求起床适量活动。勉强拎着引流的水封瓶在走廊走动，对面走来的病人同样的迟缓，拎着血水晃动的瓶子，或是整个头部包扎着。有一位严格说不是走，是扶着墙挪动。路过一间病房，里面躺卧的老人形销骨立，身上连接多根管子——这究竟是对活着的襄助还是强迫？

20楼的窗外，阳光炽烈，车流涌动，人群熙攘。在这条走廊，却丝毫没有与生活有关的气息。只有疾病，等待，向生的希望。此刻，世界就是这个20楼病区，以一扇封闭的门为分界，还有门缝透进来的一点哑光的亮。

30床的病理出来了，主治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已经骨转移，即使手术也是毁灭性的，而且难度相当大，说周一让他们24岁的儿子也过来再决定。一直以为，一些传统的原因，有些禁忌会让医生与病人之间保留些许隐瞒，没想到医生竟如此直截了当，半点迟疑和铺陈也没有。这让病人如何承受？

可是瞒又能瞒多久？把一条倒计时的路转变成一条存着愿景，终点被打上马赛克的路，告诉她不能丢弃“信”，信自己会好起来，可是——这个信又何其脆弱，伴随病情发展，随时面临穿帮的危险。

有时，真相虽则残忍，对医者来说恐怕也是对生命的诚实与尊重。

我以为30床会崩溃，至少会痛哭。在20楼病区，我曾看见那个拎着影像袋迎面走来，边打电话边哭泣的中年女人，也曾看见那个独自坐在走廊叹息，偷偷擦拭眼泪的病友——在这里，泪水是唯一广泛而无需掩饰的存在。可是没有。看着她茫然无措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了丹麦诗人“痛哭似乎轻而易举，实际上却万分艰难 ”这一句。

病房和平常一样，凝滞的由床位号、针管吊瓶构建的空间。成日卧床，日子封闭而孤独。一日三顿米粥，没有任何菜肴，难以下咽，可是每次都逼着自己吃完。曾经觉得死亡是很遥远的事，远到是祖父祖母那辈的事，与己无涉。可是，它却倏忽凑到鼻尖！生死之谜宛如窗外人间与这里的人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25号那天，31床老太太出院了。医生查房，说我的情况还好，可以拆管。中午，引流管拔去，管子从体内拨出一刹，痛得浑身哆嗦，总算过了一关！伤口仍痛，但换成头部的加压包扎，难受的感觉还不如先前。

31床换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高个阳光的年轻人。他很是健谈，说原本要去英国读研，现在因为拔智齿所以住院。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住院的寂寞。他谈他的老家宁波，谈大学同学约他去吃烧烤，还有被隔离在病房外的女友。医院的晚饭，年轻人尝了几口：“这寡淡哪吃得下？”他笑，躺回床上刷手机。31床的加入，让病房的气氛无疑轻松了很多。

出院的那天，30床也出院了。她儿子来了，医生跟家属沟通，手术没法做了，只能去找肿瘤科化疗看看。她问我，也像问自己，是不是还要去肿瘤医院看看，还是仍然到这边的肿瘤科去看？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医生的宣判是唯当事者才明了的心情！其他任何人的同情、关切、哀伤都只是隔岸观火。更何况，治病经验很多时候也无法复制，诊疗在个人身上的进程、反应有如指纹密码般，有专属性。这个身心备受折磨的女人，谁能告诉她，哪里更靠近光明的信与望？她还能打赢这场生死未卜之役吗？

分别的时候，我很想说点什么，可是鼻头一酸，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有轻轻一句，“你也多多保重”。

入院时还是梧桐开花的初夏，等走出待了九天的“住院大楼”，梧桐的花已经纷纷败落，恍然有隔世之感。天气一半阳光一半阴霾。它的一半是康复，重回日光底下；另一半，是逗留，是还没有找到的出口，像火焰与消弭。

回程的路上，手机里回荡着李健的《水流众生》，“有没有那样的山能阻挡命运的乌云/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有没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让众生轻盈”。

——众生从来不曾轻盈过吧？一边是刹那无常，来来往往，一边是寻常人生，一日三餐。在命运的洪流里，各自载浮载沉，各归其位，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