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监视弗林格的黄维国也说了些情况,说他在船上管事方面的知识同样是一个外行,整天像闷葫芦似的也说不上一句话,傲气的像一个活门神,常常仰头仰脑的斜视着中国人,像是眼睛后面还藏有一只眼,而钟国强也说了一些索菲亚的情况,说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西方女警官,并要求中国海员尽可能配合她的工作,为她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对于这大体上的情况,中国海员当然感到满意,以为警方人物来了,中国人肩上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钟国强并不乐观,对形形色色的隐患问题仍然感到郁郁寡欢,尤其对钱学军的近况感到失望,而黄维国却反对的说,我看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没必要对他的行为上纲上线,我与他谈过两次话,他挺愿意接受,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少了,可是钟国强仍然坚持他的看法,甚至狠狠的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紧紧把他控制住,防止他继续下滑,必要的话,把送回国內,而黄维国也坚持他的说法,也不必见风就是雨,他又不是明目张胆的敌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敌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把他推向对立面。显然他们这样的分歧是他们的老问题了,现在进入新航线的阶段,这种窝里斗的老问题又凸显出来,而王玉明实际上在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很难中庸之道。他在行动逻辑上敢于敢打敢拼,具备嫉恶如仇的性格,可是在对待中国人的窝里斗老问题上,他实在插不上手。以前在肖剑侠出卖钟国强的问题上,也就大家合伙揍肖剑侠一顿,而钱学军因为火灾问题,向王玉明身上泼祸水,他也容忍了。他想在外国人面前,中国海员的问题还是内部解决好,哪怕退让一些,也比争个鱼死网破好,因此,他间接支持了黄维国,可是他又不想让钟国强显得孤立,所以他说来说去还是选择了中庸之道,要是让我说呀,钱学军的问题严重是严重,可是我们不是警察,也不能抓他归案,把他关起来。我看还是耐心等待,中国海员出来混事不容易,大家到了开辟新航线份上,就让我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的血脉,我想他的问题到了火候,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错,中国海员关起门来研究钱学军的问题固然重要,可是一次又一次把钱学军排除异己,也让他的内心受到挫折。实际上长期以来,他已感到他处在四面楚歌的孤立状态,感到他的被孤立状态受到中国海员人为的控制,而且这种人为的控制更让他感到痛苦不堪,甚至让他失去作为中国人存在的归属感,反而助长了他的逆反心里,他尤其觉得中国人的什么活动都有意背着他,躲着他,而这样的被控制环境也促使他更不合群,而且他参加了那场席卷欧洲的罢工,别人都长了工资,他的工资却被钟国强扣下来了,他能不生闷气吗?自然让他暗暗与钟国强较劲。而且要不是那场火灾,他说不定也会拉帮结派,与钟国强对着干。当然他对王玉明设身处地为朋友担风险也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他又没有勇气说出真相,而且钟国强青红皂白揍了他以后,他就更破罐破摔了,当然他这样的破罐破摔不等于不报答王玉明,准备回国时为王玉明置一份厚礼,以至于黄维国与他谈了几次话,也算让他初步认识了他的过错,可是正当他痛改前非的人生之路时,他的人生之途又祸起萧墙,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倒让考兰克的战略阴谋插了进来,让这个考兰克家伙神出鬼没钻进了钱学军的房间。要说,他们以前也没有什么交往,钱学军根本不清楚他的背景,因此他显得受宠若惊的手忙脚乱的站起来,又是倒水又是敬烟,忙的不亦乐乎,自然也紧张的出一身汗,可是考兰克却对钱学军的情况知根知底,了如指掌,而且他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吹捧钱学军一番,说他参加海员罢工,是中国海员的英雄,接着又天花乱坠的介绍了欧洲工人阶级组织的情况,鼓励钱学军继续努力,做与时俱进的促进派。显然钱学军哪里经过考兰克这种天花乱坠的美言,让他的内心美滋滋的虚飘起来,让他的逆反心理如饥似渴而又迫不及待,那种情绪就如同让他的久而久之的思想干汗与枯竭的思想之树,成了吸足了水份的海蜇显得沉甸甸的,让他的干枯的思想之树枯木逢春的拱出了嫩芽,实在让他的人生枯木逢春而又芝麻开花节节高,他能不对考兰克的吹捧言听计从吗?应当说,考兰克的思想工作兵不血刃的做到点子上,而且真的出乎考兰克之料,让钱学军蓄势待发而又雄心勃勃。因此考兰克决定亮出他的底牌,进一步控制钱学军,他掏出一张出售录像带的委托书说,这是原来的水手长交给我的,这是一笔大买卖,你出得起价格吗?这在你们中国是抢手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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