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无处不在的孤独体验（二）

柏拉图曾说过，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爱情就是对完整性的追求。对于身陷孤独的人来说，他们尤其渴望爱情，如受伤的孩子渴望母亲的怀抱一样。

余华：无处不在的孤独体验（二）

爱情的绝望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有难以计数的作家对爱情进行了礼赞。但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对男女甜蜜爱情的描写。

在他有关爱情婚姻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种模式：爱情不可靠，情感不在场，自私、背叛、厌倦和逃跑成了婚姻关系的共同症候，在这种婚姻模式下生活的男男女女自然体验不到家庭的温暖，他们是孤独的。

《爱情故事》是一部涉及爱情主题的小说，但里面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文中写的是一对少男少女偷吃禁果，结果女孩怀疑自己也许“怀孕”了，于是男孩领着她去一个偏远的小镇医院去检查。

在这里，作者表现的不是他们初涉爱河时激动人心的美好经历和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而是男孩对女孩是否“怀孕”一事的恐慌和焦虑。无论是坐车，走在路上，还是上医院检查，女孩都是在男孩的安排下亦步亦趋，男孩至始至终也没有对她说过哪怕一句安慰的话。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的确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男孩焦虑、惊慌是很正常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孩却显得十分镇定。虽然男孩一再强调要装作互不相识，可是女孩却主动和男孩说话，并希望他陪自己逛街，在男孩恼火的斥责声里，我们多少感受到了在面临困境时爱情的苍白无力。

《在细雨中呼喊》可以说是一幅全景式的婚姻家庭展示图，它为我们勾绘了多个家庭不同代际的婚姻形态。

祖父孙有元与祖母三十多年同床共枕，但他们之间并未有过真正的情义。祖母是富家小姐，危难之时下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祖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祖父一直扮演着毕恭毕敬的“下人”角色，而祖母也未改自私、慵懒和没落的“贵族气息”，她给予祖父的只是一个富家小姐对穷人居高临下的恩赐，可以说祖父的一生都笼罩在祖母威严的目光所织就的阴影之下。

传统婚姻中“男尊女卑”的等级模式在这里得到了改写，但是他们的婚姻依然是畸形的，因为婚姻中最基本的互敬互谅的因素在这里已荡然无存。

家庭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对婚姻的背叛，在“我”父母的婚姻关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我”母亲在父亲的眼里只是一个泄欲、生育的工具和操持家务的仆人，母亲整日任劳任怨，脾气暴躁的父亲稍不如意便对她拳打脚踢，而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其次是父亲对婚姻的背叛：他全然不顾妻子儿女的感受，先是恬不知耻地与寡妇偷情，然后竟然公开同居；为了巩固与寡妇之间的关系，他将家里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寡妇。

在父母的婚姻里，我们看不到传统婚姻中最基本的“义”，就连最起码的“温情”也不存在了。

此外，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苏大夫和“诗人”，他们的婚姻也同样呈现出龌龊与丑陋的面貌：苏大夫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最终还是经不起一个农村粗俗女人的挑逗而背叛了妻子；“诗人”潇洒浪漫，而妻子则强悍凶恶，他们之间的婚姻早已是貌合神离了，在“诗人”恭顺的态度下掩藏着他对婚姻的失望与诅咒。

透过他们的婚姻，让我们感到婚姻就像是一件表面肮脏破败，里面又爬满了虱子的袍子，带给人们的是对婚姻的失望与厌恶。

在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短篇小说，如《为什么没有音乐》、《空中爆炸》、《我为什么要结婚》、《在桥上》等文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不幸福的，显示了爱情婚姻中不可忍耐的一面，义务、责任和家庭秩序这些婚姻中最基本的因素，成为了当事人极力挣脱的东西。

在《为什么没有音乐》中把爱情表述为：“我们都在心里打着她们的主意，而她们……也都在心里挑选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吃着饭，高谈阔论……男的词语滔滔，女的搔首弄姿。”在这里，谈恋爱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商品交易和卖弄风情的欲望舞蹈，爱情的圣洁被彻底亵渎。

文中的马儿在无聊之时借了朋友几盒录像带，可是有一盒没有音乐，好奇的马儿一直想揭开录像带“为什么没有音乐”的疑问，可是马儿在揭开答案的同时也揭开了婚姻肮脏的一面——那盒没有音乐的录像带上演的竟是自己老婆和朋友的偷情画面。

《空中爆炸》写了五个家庭的故事。几位男主人公虽然在表面上都臣服于自己的妻子，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有着逃离婚姻“围城”的强烈渴望。

文中的“我”在“结婚以后就开始不满现实了，我嘴里骂骂咧咧，手指敲打着遥控器，将电视屏幕变成一道道的闪电……”，所以当朋友唐早晨敲响“我”家屋门时，“我像是听到了嘹亮的军号和公鸡报晓一样”，逃离家庭的内心冲动难以遏制。

朋友唐早晨不断地更换着女人，他对婚姻完全持拒绝的态度，他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任何人管束，尤其是女人，他对女人的更替可以被看作是对婚姻逃离的变态循环。

同样，“我”的其他三位朋友也早就在内心装上了逃离之箭，寻找机会随时准备逃脱家庭，只不过他们保持着引而不发的姿态而已。

如果说，《空中爆炸》中的男主人只不过是保持着引而不发的姿态，实施的只是一种想法上的“逃离”，那么，《我为什么要结婚》和《在桥上》中的主人公则表现为现在时态的仓惶逃离。

在《我为什么要结婚》中，林孟厌倦了现有的婚姻生活，想逃离出去却苦于一直找不到借口，妻子萍萍想逃离家庭的束缚又担忧没有好的归宿而不敢妄动。

而“我”对家庭的逃离是因为不想被父母呼来唤去，可悲的“我”在成功逃脱后又误入了林孟的圈套，他诬陷“我”与萍萍有染，于是他为自己的逃离找到了最好的借口。

“我看着林孟兴高采烈地逃跑而去，我心里闪过一个想法，我想这小子可能在一年以前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而萍萍对于这样的结果也并不伤心，她迅速地向我“靠拢”，“我看着萍萍脸上越来越明显的幸福表情，我就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希望逃跑了。”事实上，“我”的逃跑与萍萍的逃离一样，都是逃无可逃。

《在桥上》中的丈夫突然对妻子怀孕与否表现出极大的焦虑，他担心妻子怀孕了，后来去医院检查没有怀孕，在回家的桥上终于对妻子说出了“离婚”二字。

尽管从表面上已暗示丈夫有了外遇，但丈夫之所以逃离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对五年的婚姻生活感到了厌烦，在他看来选择离婚是解脱束缚的最好方式。

离婚后他能否真正摆脱生活中的“烦”，我们无法知晓，但从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表征：爱情与婚姻已经变得不再可靠，它令我们望而生畏，逃离犹恐不及。

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说过：“……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

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内心的逃避，还是实际行动中的逃离，家庭已经失去了它“心灵港湾”的意义，屋檐之下的男女处于焦虑和逃避状态，余华以此勾勒出当代人的婚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