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期绘画史始于元代，这是个崭新的时代，而不只是旧世代的延续。”——高居翰
提起中国古代的绘画，很多人都会想起唐代的阎立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抑或是清代的扬州八怪，而于元代却是很陌生的。
在中国绘画史上，元代是中国文人画发展中最具活力与原创性的一个时代。在蒙古人废除科举制度的情形下，读书人面临着变节和失业的两难窘境。然而，在夹缝中起舞的画家们，却开启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由美国艺术史学者高居翰撰写的《隔江山色》一书，正是讲述元代绘画的著作。高居翰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也曾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元代绘画尤是他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这本书里，高居翰介绍了数十位画家及其代表作品，全面勾勒出元代绘画史的清晰轮廓。在所有这些重要的画家里，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元初的遗民画家钱选。
对于文人来说，生于元代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由于元代废除了科举制，像以往那样通过读书来考取功名，从而进入仕途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同时，蒙古文化与江南的汉族文化形成了对立和冲击。然而，江南文人的情怀却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压抑，反而在这种压抑之中表现得异常活跃。
元代文人在从事画作的时候，犹如带着脚镣在细线上跳舞。首先，他们要极力使自己与“画匠”相区别。文人的绘画重在“动机”和“寄兴”，而不在于卖弄绘画的技巧。他们之所以作画，不在于去市场出售或者装饰，更多是寄情于画，在作品中表达画家的情怀和气质。
然而，摒弃绘画的技巧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会使画作变得笨拙，甚至丧失美感。有些画家甚至故意让自己画面上的人物与景物比例失调，造成差错的效果，来体现自己与画匠的不同。这更造成了误会。
元代画家的另一特点在于他们对南宋画风的摆脱。这在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于绘画上追求和探索，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在心理上对于南宋在政治上羸弱不振的失望情绪。
而在这方面，钱选便是很突出的代表人物。
钱选属于遗民，一直居住在吴兴。是“吴兴八俊”之中年纪较长的一位。1286年忽必烈征召江南文人入京，钱选并没有北上，而是依然留在了吴兴，也因此被后人冠以“忠君爱国”的美誉。
由于钱选在绘画上的天赋和技巧都远超于同时代的大部分文人画家，因而便很容易被误会为职业画家。而这种误会对当时的文人来说是莫大的讽刺。于是，钱选便通过各种方法，使自己与画匠区别开来，从而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画家，一位注重精神气质的文人画家。
钱选《白莲图》
这是钱选的白莲图，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构图上，叶子与花朵以不同的角度面对观者，而且通过互相重叠掩映，已经构成了一个模糊的三维空间，但钱选用勾勒的方法，把物形平面化了。
在画风上，钱选同样摒弃了任何能够勾起观者感官体验的画法，从而更加使观者集中于他个人气质的流露。
很明显，钱选的莲花是几乎没有任何“风韵”的，质朴得近乎笨拙。他放弃了可以制造实体感的晕染技法，也放弃了刻画表面肌理的皴法。
钱选的画一贯是冷淡和而又理智的，质朴、笨拙。这既矛盾又有趣。因为他本身的技法既高超而又成熟，但却有意识地回归古法，遵循所谓的素朴主义，而且拒绝继承宋末山水画的成就。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亦即：如何去区别一幅画的好坏呢？
“如何去分辨刻意的、诉诸美学考虑的“拙”与真正的生涩？如果有另外一种价值观认为掩饰真正的愚蠢是值得的，那么观众要如何分辨这种欺骗到底是有心或是无意？”高居翰在书中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确。
同时，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真正的好画，无论它是哪一种风格，通常瞒不过一双洞识的目光。”
从这幅莲花图便不难看出，整幅画的古朴和笨拙中流露出一种古雅的自然风韵。很明显，这种风韵是画家刻意营造的，而且营造得相当成功。
而这样的一种近乎笨拙的古风，为钱选的画作平添了突出的特色，也让他有别于擅于绘画的工匠，尽显文人敏感的气质和超然的情怀。这是三流画家或者画匠们无法赶超和比拟的。
对于所有知名的画家而来，仿作都是很让人苦恼的，钱选的仿作格外严重。这很可能与他所坚持的画风有关，因为他的画几乎全部采用简单利落的线条，稍有功底的画匠，就能将其模仿得很像。
钱选《来禽栀子》
这幅《来禽栀子》更是如此。从表面看，整幅画作既简单又朴实，花朵是白色的，底衬也近乎白色。然而钱选的妙处则在于，即便是最简单的白色，其笔道极其工细，绝非一般画匠可比。比如其中细若游丝的叶脉，即便最好的复制品也无法再现。
整幅画的画风清淡隐约，但叶子两面正反对比的色调以及叶缘的动人曲线，都使栀子花蕴藏了一股生气，也在看似朴拙的画面上，附上了一层不食人间烟火的韵味。
而这幅画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对于南宋画风的扬弃。南宋画院的写实画风高超而又成熟了，想要摆脱这样的画风，其实并不容易。最简单的问题，你要用什么取代它呢？在这方面，钱选做了很有趣的尝试。
钱选《杨贵妃上马图》
这幅《杨贵妃上马图》带着鲜明而又深刻的唐代画风。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这是钱选对于南宋画风的一种反动。
钱选的做法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在14世纪的欧洲，文人们借助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来宣扬自己“人文主义”的主张。而处于13世纪的钱选，也做着类似的事情。
这幅画的主题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带了一队随从正准备出游。钱选在处理杨贵妃的体态时，还保留着晚唐丰腴之美的风尚。
从构图来说，钱选抛弃了人物逐渐融入背景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唐代的近乎于“拙”的做法：“人物成群横向罗列，像是在一个景深很浅的舞台上，既没有地面也没有背景。”他“将人物分成数组，用错落有致的排列，以及人物彼此顾盼的姿态，形成各段落之间的联系，使全画得以串联起来。”
在技法上，钱选也同样摒弃了各种能够让人物生动、活泼的表现方法，“例如粗细富有变化的线条，灵活的姿态与手势，明显的面部表情”。钱选这种接近于唐代的复古画法，将题材中的事件和人物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却因此而更加突出了怀古的主题。
在一般观者的眼中，令钱选沉醉的似乎是遥远的古代，而不是美女与骏马。在一种冷淡的笔调中，画家彰显着自己不愿勾起观者麻木的感官反应的创作态度，同时又散发着异常而又深刻的魅力。因为这种接近于唐代的质朴，一扫南宋细腻写实的画风，反而唤起人们对大唐盛世的记忆。在这样的一幅画里，元初的读书人肯定了中国崇高的文化价值，在遭受野蛮、粗鲁、强大的敌人羞辱时，这是他们所能依恃少之又少的凭借之一。而这，才是画家的用意所在，甚至是画家的意义所在。
罗樾（Max Loehr)对宋元的绘画作了一个很恰当的评价：“宋代画家，把自己的风格当作一种工具，来解决如何描绘山水这个问题；元代画家，把山水当一种手段，来解决如何创造风格的问题。”
从钱选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画家们是如何在摆脱匠气与南宋画风的夹缝中起舞的。一方面，他们摒弃了所谓的“画技” ，而用着最古朴的方法突显着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排斥着南宋的画风，在古典画法中寻求着灵感的源泉，在异常压抑的空间里表达着他们内心的憧憬和渴望。
很可惜的是，钱选并没有开创出一代新的画风。然而，他的探索却为后来的赵孟頫等画家做了很好的基奠。一代崭新的画风也由此孕育。
正如高居翰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所说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始于元代，（这）是个崭新的时代，而不只是旧世代的延续。”而做到这一点的，正是带着脚镣在夹缝中也努力起舞的，我们并不熟悉的元代画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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