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苏格拉底是一个名人，不仅过去是，现在也是。
对于名人苏格拉底来说，最为有名的事件莫过于对他的审判了。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的序曲中写道：“除了对耶稣的审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审判，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样，在西方人的想象力上留下一个这么生动的印象了”。
可历史上如此有名的一个审判，我们却无法了解到更多。因为“没有记录，没有法院案宗”，我们甚至没有“听到过起诉方面的陈述”，我们有的只是他的两个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后来的转述。
然而，两人的叙述虽有一致之处（毕竟说的是同一个导师），但大多颇为不同。这让我们有些为难：到底应该相信谁？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到了伯奈特的看法。伯奈特说：“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绝不会被处死刑的”。而对于主张“色诺芬所述更为真实”的另一个理由，即色诺芬“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实事物的那种聪明”，罗素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他说，“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
至此，我们可能会认为，罗素和伯奈特似乎都更愿意相信柏拉图的描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也有其自身的困难。我们知道，柏拉图既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小说家）”，这就不免让人担心：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到底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创作出来的人物；柏拉图对话录是真实地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辞，还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很难判断。
无论如何，《申辩篇》通常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这一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做的辩护词。在这篇辩护词中，苏格拉底不仅严厉驳斥了原告对他作出的严重指控，同时他还为我们提供了他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上的细节。无疑地，《申辩篇》为我们了解苏格拉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清晰的线索。
正文：一向以讲究事实、追求真理为自己毕生目标的苏格拉底听到原告说他是骗子时，情绪非常激动，“几乎要被他们弄得发昏了”。“他们的论点是多么令人佩服啊”，他极尽讽刺地说，“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是一个娴熟的演说家”。除了不会像演说家那样说谎以外，苏格拉底还强调说自己并不具备演说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不过，苏格拉底随后让步说，如果他们所说的演说家是讲真话的人，他并不介意被别人称为演说家。
在这里，苏格拉底把骗子等同于“娴熟的演说家”，其实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看法，至于是否是原告的“言下之意”却另当别论。
苏格拉底是瞧不起演说家的，后者又称为智者或诡辩家。这些人大多以教授青年辩论术为生，这项本领在法庭上特别有用。不过，为了打赢官司，他们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无理的说成有理的。而且他们声称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用。这些都与苏格拉底的观点相抵触。当然也是苏格拉底不喜欢他们的重要原因。
苏格拉底瞧不起他们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竟然收取学费。这当然也是柏拉图反对他们的一个原因，柏拉图把智者或诡辩家们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这样的评价对智者们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罗素就曾调侃说，“柏拉图自己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而且柏拉图反对智者们收取费用“多少是有点摆架子”。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苏格拉底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娴熟的演说家”，并且不具备演说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时，他是真诚的。而不是像有些书（吴飞译/疏《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所评论的那样，苏格拉底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不善言辞”，他其实“是论辩的高手”。无疑地，苏格拉底擅长论辩，甚至苏格拉底也认为自己长于论辩。只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此论辩（他的论辩）非彼论辩（诡辩家的论辩），因为，他更在乎的是“说什么”（讲真话），而不是“怎么说”（讲话的技巧），而演说家们更看重后者，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真相。
法庭上的苏格拉底不仅一再强调“从我嘴里你们听到的将全部是真话”，而且他还给出了一个判断真话的标准：“直截了当、脱口而出，充满正义的自信”地说出的话才是真话。他承认自己并不擅长使用“精心修饰的”、“矫揉造作的”语言（这也是苏格拉底所谓的“演讲的技巧”），何况，用这样的语言对他来说也“不可能是适宜的”。因此，他恳请法官们不要在意他是“怎么说”的，“而要集中精力考虑”他“说了什么”。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苏格拉底对“演讲的技巧”的蔑视有些过了，因为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互不相干的。注重“怎么说”的技巧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而亚里士多德更是认为“演讲术是有用的，因为真实的和公正的东西从本性上来说是优于它们相反的东西的”。而苏格拉底这一开场白似乎也暗示了后来对他的判决（以281票对220票判决他有罪）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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