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为了让妈妈过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母亲节，我特意采访了今年已74岁高龄的妈妈，请她叙述自己经历的岁月。妈妈的故事，如果不是做儿女的主动问起，她从来都不说，而我觉得了解自己的母亲，更深刻地去理解母亲，就应该从了解她的人生故事开始。这两天，妈妈因追忆起自己的峥嵘岁月而开心着，而我也以听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经历而感动着。我想，在今年的母亲节，我将认识到一个崭新的妈妈，一个我过去从未感知到的妈妈。不信的话，简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在母亲节时，去听妈妈讲一讲她的人生故事。
我妈妈的故事——
1968年冬，长沙的冬天阴寒冷冽，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
那时候，我自诩为“逍遥派”，从不愿参与那些热火朝天的批斗活动，闲着无事只能在学校里瞎逛逛。学校已经停课好一段时间了，校领导班子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必要的校务都暂时交由校工宣队（由附近工厂里的先进积极分子组成）代管。校园里的树木没精打采地伸着光秃秃的枝丫，仿佛在向天发问——何时才能复学？通知栏里散乱地张贴着各种大字报。忽然有一张通知映入了我的眼帘——《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根据《最高指示》的精神，我们将被分配到了洞庭湖一带汩罗等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作出新贡献”。
看后我有些心焦，那时还有病在身，虽不是很严重，但背井离乡去农村独自生活，这简直不敢想象。回家后，我自作聪明地去医院打了一张病休证明交给学校，希望学校能看在我正生着病的份上免去到农村去的指标。可学校一直也没消息，而班上很多同学都已自发组织起来寻找更合适的落户点，有些同学找到了海南岛上的一个国营农场愿意接收我们。如果去了国营农场，我们就不是普通的农民，成了国营农场的职工，不但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免去了不会种田种菜自谋生计的恐慌，生病了还能享受公费医疗，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十分稳靠的组织。这消息让全班同学都很兴奋，他们即刻三五成群分批奔赴遥远的海南岛。
1969年1月，长沙大雪。实在等不及学校通知的我，在同学的催促下，也只得随他们一道向海南进发。在一个年长同学的带领下，我们两男两女一共四个同学就这么忐忑不安地上路了，先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海轮去海南岛。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中既有离愁，也有对未来的恐慌。摇晃的海轮令人头发晕，我踉跄着走上甲板，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真正的大海是如此的辽阔，船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卷起一波又一波的雪白浪花，雪白的海鸥在蓝天上自信地扇动着美丽的翅膀……我的心渐渐宁静了许多，未来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可怕，我想，我终究是要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的。
一到海南岛，大家就被那一派与家乡迥然不同的热带风情所迷倒，高高的椰林，温暖的气候……我们的目的地叫东太农场，坐落在琼海县。一到场部，就很顺利地办理了相关手续，我们四人被安排在农场（后来也改称为建设兵团）的高僚生产队（我们都习惯称为连队）。农场专门为知青新建了集体宿舍，从全国聚集而来的年轻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吃饭在食堂，休息在宿舍，每月工资22元。看到一切都这么井然有序，我的心渐渐踏实起来。
美丽的东太农场
来农场的人大多都从事一个工种——割橡胶。海南岛地处热带，到处都是橡胶林，橡胶从树上流下来时是液体，为避免它的凝固，我们必须在每天凌晨2、3点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戴着头灯割胶。每个橡胶工负责一个“树位”，每个“树位”大约有300多棵橡胶树，从割第一棵树起到收集完最后一棵的树胶，大概要忙到上午8、9点钟。把收集来的胶上交到连队后，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下，下午2点多是场部的政治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去自己的“树位”进行除草、施肥。周日可以休息一天，这时候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去场部逛逛，那里有小卖部、照相馆、裁缝铺、医院、学校等，是整个农场最热闹的地方。
割橡胶
东太农场是解放后新建的国有橡胶农场，由于地处偏僻十分荒凉，当时很缺人手，知道国家有要求学生去农村的政策后，就主动地向全国各地的学生抛去了“橄榄枝”。 琼海是个不临海的山区小城，根本吃不上新鲜的海鱼，刚来时我们还想自己种些蔬菜，可种下的菜苗不是被台风卷走，就是被暴雨淹没，肉就更稀罕了，大家每天只能嚼着食堂里的咸鱼和萝卜干下饭。如果说这些我还能勉强应付的话，那橡胶林里的山蚂蟥可就没法让我淡定了，它们悄无声息地扎进你的腿肚子上，等你发现时早就变得条条肥满了。对付山蚂蟥我跟当地的黎族人学了个绝招，在脚上穿着的半筒套鞋上绑个烟丝袋，山蚂蟥就不敢近身了，若是不幸让它叮上了，就得用稀释橡胶的氨水倒在上面，才弄得下来。农场的生活虽然艰苦而清贫，但这些很快都被消融在集体生活的相互取暖中。当我领到了生平第一笔工资时，心中油然而生出了一种因劳动而产生的自豪感。
被山上的旱蚂蟥叮上可吓人了
来到农场后，我的生活面貌一新，身上的病也慢慢好了。每周都有几天下午，场部会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之前各连队都要组织拉歌，大家在高唱红歌的欢快氛围中，就不再感到政治学习的枯燥了。虽说农场的生活条件苦，但人们对文艺的需求却空前高涨，不管是政治学习前的拉歌，还是各类节日的文艺汇演都层出不穷。每个连队都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对此特别重视，没想到连队领导竟点名要我担任队长。被领导委以重任，我自然很高兴，但同时也很担忧，他们一定是看我是高中毕业生，在学生中略为年长些，可以为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带个头，可论说学逗唱的本事我是半点没有，没有实力别人凭什么服你？可谁又想在这个时候认怂呢？突然想起离家时，被我塞进包裹里的那些歌本、京剧八大样板戏等，立刻眼前一亮，虽没有表演天赋，但要编排节目的话，我的工具素材可是“爆仓”呀！
说干就干，自此我开始尝试着改编歌曲、学写快板、对口词之类的文艺创作。不久，就接到了场部的任务，春节期间每个连队都要为农场的干部职工和家属排演一台晚会，在节日期间连轴转着表演，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说起来，农场职工里也确实人才备出，每次搞排练都活跃着很多年轻的身影，他们大多和我一样都是风华正茂的学生，有编舞的、跳舞的、唱歌的、拉二胡的、吹笛子的，个个都把自己的绝活练得棒棒的。有这样的队伍，我这个队长还愁什么？只要把节目清单排好，把任务布置下去，有的是热情高涨的文艺青年们争着去排练。
可我也绝不能省事，时刻想着要如何充分发挥才智，把节目做行更好。比如唱歌，当然少不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可又不能全部照搬，我会在歌本上专门找些冷门歌曲重新填词，让老歌唱出新意，你别说，经我这样一倒饬，还真有好多人以为这是我创作的新歌呢！同时，脍炙人口的快板和朗诵也不能少，那年月最重要的是紧跟形式，为此我天天往连队的办公室跑，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及时看到当天的报纸，在报纸上找灵感。那时欧阳海和金训华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我就以宣传他们的事迹为主要素材，连续创作了快板、对口词、朗诵诗等作品出来。
文艺汇演是那个年月里贫苦人民的安运魂丹
春节如期而至，大家紧张又兴奋地登上了设在球场的“大舞台”，报幕员按我给的节目单一个一个往下报，我这个“春晚女导演”则躲在舞台侧旁，紧张地望着台下的观众。只见他们一个个涨红着小脸，兴奋地拍着巴掌。到最后一个大合唱的时候，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全场嗨到了最高点，我甚至还看到坐在前排的场部领导们，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现在的东太学校大门
自此我一“导”成名，连场部的领导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一次，场部领导来连队视察，特意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有脑子有创意，夸得我怪不好意思的。1969年10月，来海南岛还不到一年，场部就把我调去场部小学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当上老师后，就再也不用凌晨去橡胶林里割胶了，但老师也有老师的辛苦。刚分去时我教一年级，全科包班（就是包教全班所有的课程），在讲台上整天从早讲到晚，每天嗓子都是哑的。后来由于教学表现突出，场部又特地送我去海南热作学校学习英语，领导的信任和培养对我鼓励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把老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
妈妈（后排右一）在热作学校与同学们的合影
1972年，我在农场收获了爱情和婚姻，与在农场当志愿兵的江苏老乡结为夫妇。1974年10月，因为父亲生病身边无人照顾，我和丈夫这才办理了回城手续，离开了生活近五年的海南岛，回到父亲调动后所在的城市湖南衡阳，在郊区一个渔场做了一名民办教师。1978年，我又顺利地通过高考，进入衡阳师专念大学，自此正式走上了教师岗位，直至退休。
按说我们经历过异常艰苦的岁月，是那个特殊年代里被耽误的一代，但我们这一代的知青却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他们都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我想，这是因为苦难既是一种阻碍，也是一块最好的“磨刀石”，虽然个人的微弱之力无法抗拒历史的洪流，但利刃就是在这千炼万磨中亮出来的。当年我们拥有年轻、拥有火一样的热情和不怕苦不怕累的乐观精神，在那个没有选择的年代，用一种蓬勃的生机和不怕失败的精神，去勇敢地打开了自己的人生。今天再次回忆起这段艰苦又激情的岁月，我仍感觉自己满怀着青春的激情。我想，不论生在哪个年代，不论将面对的是什么，我都想象汪国真曾写下的那句诗一样——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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