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中国语言系统中，有特别多相反、相生的词汇。比如“利害、危机、方圆、黑白、成败”，这些本来相反、相生的单字摆在一期，忽然就产生了新的意蕴。
比如“利害”一词，利与害常常是并行不悖的，但许多情况下，普通人总是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孔子总是反对异端，取向于中的，孔子的这种取向基本贯穿于整部《论语》。
既然利与害是并行不悖的，是事物属性的一体两面。当利越来越显眼，越来越有诱惑力，越来越遮蔽人的双眼时，便预示着越来越大的害包孕其中。普通人可能会因为利两眼放光，真正乐处于仁的人，常常会高度警惕起来，因为，他能够敏感地预警到利的对立面——害的存在和威胁。
“放于利”时，根本的害处有哪些呢？孔子讲了两个字“多怨”。
对于孔子所说的“多怨”二字，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生长、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意境来。
一、大概率要产生“怨”
由农业社会衍生而来的中华文明，是讲究“天人合一”的，这一哲学思想将人看做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认定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缩微版”的天地自然。如此一来，不管是人之外的天地自然，还是人自身内部这个“缩微版”的天地自然，都和充满未知的“天”有关。
“天”本身，既有可见、可知的一面，也有不可见、不可知的，神秘的一面。
孔子讲“放于利而行”，讲人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依据这一原则行道时，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像一个高明的人，看到“天”本身可见、可知的一面，会自然而然地预见到不可见、不可知的一面一般。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说不清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境，只能含混的说一句大概率要产生“怨”这种结果。
《资治通鉴》中讲过一个故事。公元136年梁冀为河南尹，在任上嗜酒暴戾气，做下不少坏事。梁冀父亲的朋友吕放，私下里将梁冀的肆意妄为之行通报给他的父亲，梁冀知道了怀恨在心，便找人刺杀了吕放。后来，梁冀为了避免父亲的怀疑，嫁祸给吕放的弟弟，然后诛灭吕放的宗亲、宾客达一百多人。
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只能认为是碰到了没有人性的恶人，认为当时的世道无道。然而仔细琢磨这件事，又隐约符合一千多年后刘毓秀所编写的蒙学读物《弟子规》，所谓“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的贴切注脚。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真吧！说不清道理的，大概才是神秘的“天”不可见，不可知的一面。
二、多受人怨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是趋利的。趋利本身没有问题，孔子所讲的是“放于利而行”，可以理解为将“利”作为唯一的追求，或者是“唯利是图”。
既然所有人都是“趋利”的，作为仁者，在调适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能觉察到他人也像自己一样“趋利”，当自己因为“趋利”，损害到他人的利益时，便违背了“乐处于仁”的初心，陷入到“乐处于利”的境地了。无论损害谁的利益，都难免受到对方的抱怨、怨恨。从他人那里争来的不当得利越多，这种抱怨、怨恨便越多。一旦“放于利而行”，将利作为唯一的追求，便不难修成唯利是图的恶果、恶性。由此而来的抱怨、怨恨便必然限制自己的发展，一步步将自己的前路堵死，一步步将自己压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人，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看别人得到利益，便感觉到不舒服，想方设法将他人的获利通道变成自己的。久而久之，所有人都远离这样的人。这便是多受人怨的结果。
还有一种人，是因为不够成熟而招致多受人怨的。我们经常看到三两岁的孩子，看到一个玩具，便据为己有，不愿意和他人分享。在他看来，自己先看到，这个玩具便只属于他了。这些都是“放于利而行”的表现形式，纠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导致的必然后果——多受人怨。
三、内心易怨
所谓“利”，本质上都是属于外在世界的。“放于利而行”，就是将自己内心的幸福、平和完全寄托在外在世界上。如此一来，便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生成——幸福、平和完全依靠外在世界。
内心里不平和时，是因为外在世界的原因；感受不到幸福时，是因为外在世界的原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利益时，是因为外在世界的原因。一个人，总是将错误、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外在世界所致时，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怨天尤人的人。
怨天尤人这种事，是没有用的，丝毫带不来处境的改变，只能让牢骚在体内越积越多，于事无补，于己伤身。
总而言之，不管是大概率要产生“怨”也好，还是多受人怨也好，亦或是内心易怨也好。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这些都是“放于利而行”任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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