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八九岁那年,政府大力推动国企改革,爸爸妈妈所在的乡镇供销社成了第一批关停的企业。经济上没了来源,日子突然困顿起来。家里的几亩地早已分给了两个叔伯,秋天快要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双双出门打工,我便寄住在了姥姥家。
姥姥姥爷清苦了一辈子,姥爷终岁在外奔忙,姥姥则经年在内操劳,自然没有休闲娱乐的功夫。这习惯一直延续到姥爷退休以后,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好些年,市面上的家电渐渐多了起来,农村的家家户户大都有了黑白电视机,可姥姥家却连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或是一个闹钟也没添置。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全靠广播,可自从毛主席去世,乡政府的广播已经多年不曾发出半点儿声响;他们外出全靠双腿,这让我常常怀疑,在一个孩子眼中,他们的腿难道和我的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从来不知道累?他们在鸡鸣后起床,日落时烧饭,自然也不需要闹钟。
我那时小学还没毕业,虽然不曾有过上房揭瓦的壮举,但贪玩好动的心性毕竟十足。一想到这种生活,自然是头皮发麻,如临大敌。不怕大家笑话,我曾悄悄地溜到姥姥家放着一尊南海观世音菩萨的高脚桌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双手合十,煞有介事地闭上双眼默默祈祷。听大人们说,但凡许愿是万不能说出来的,否则就不灵了,可我又担心菩萨她老人家太忙,没工夫搭理我,于是生生地在口中默念了三十多遍,而后又“砰~砰~砰”地外加三个响头方才罢休。之所以来三个“回马磕”,是因为别人曾告诉我,越是磕的多,磕的响,越是管用。至于这条金子般的经验是谁免费传授给我的,我现在着实记不起来了,但是大约那个告诉我的人,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并且是尝到过甜头的。直到今天,我都确信,那绝对是我这辈子最虔诚的一次祷告,佐证就是,七八年后我参加高考,都没想起来求菩萨她老人家帮点忙儿。
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把家里的彩色电视机搬了过来,接上了闭路广播线,从此在姥姥家也可以看电视了。有一次,我打开电视,转了一圈发现并没什么可看,就问姥姥:“您喜欢看什么呢?我帮您找找。”
“老了老了,看不懂那些新玩意儿了,要是有戏剧儿倒可以看看,算起来几十年都没看喽!”姥姥只喜欢看戏,姥姥也只会看戏,在她们那个年代,看戏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活动。
“真搞不懂唱戏有啥好看的,下次有了我叫您。”
一个周末,我打开电视准备看播得正火的《倚天屠龙记》,换台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个台正在放戏曲,当时姥姥就坐在边上,我害怕她发现,下意识地换了台。
“刚才那个——好像是戏剧不是?”
我微微低下了头,将目光移到电视机上,“您老花眼看错啦,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放那些老古董?不信我给您切回去看看。”
我于是故意调到了动画频道,“看到了吧,您刚才是把动画片当戏了。”说完,我又忙换回《倚天屠龙记》。
“那你,好好看,我~起来转转。”姥姥略显失望地说。
前两年,乡里建设新集镇,姥姥家在主道上,得扒了土坯房盖楼房。之前的猪圈、柴房没了,葡萄架、桃树、石磨也没了,就剩下一棵栀子树,姥姥舍不得扔,便说:“把那棵树留下吧,才一人点儿高,不占地方,花开了还能泡茶。”于是那棵栀子树便被移种在了新楼的小院里。
姥姥右手撑着椅把儿慢慢地站了起来,左手拿着那把大蒲扇边摇边朝窗外走。我方才抬起头来,看见姥姥瘦小的身子靠在阳台上一动不动,低着头静静地看着院里的栀子树。姥姥的右眼由于常年在煤灯下做女红已几近失明,眼窝陷得很深,瞳孔只剩下绿豆大小,眼白也开始泛黄,左眼还好,尚能看得大致,但眼角的皮肤干而发皱,布满了许多深而分明的纹。毕竟岁月不饶人,姥姥枯黄的脸上衍出了许多不大的黑斑。唯有一点,姥姥头发很密,白发也少,如果单看头发,你绝不会猜到这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
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播放戏剧的是央视戏曲频道;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姥姥听完我回答后失落的神情;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晚风中姥姥捋着鬓角的白发扶栏凝望的画面。那画面,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明晰深刻,逐年地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永生的痛悔。
姥姥和她的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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