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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北宋沈括是缘于他的《梦溪笔谈》，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是留给后世的无价之宝。
可以说沈括是中国古代最全能的人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医卜星相律历无所不知，他不光是科技男，还通晓音乐书画，而且在北宋政治上和军事上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怎么样，天才吧？但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却在道德上遭受诟病，致使他的个人形象与闪光的才华并不相称，不能不说这是沈括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悲哀。
沈括为官上做出过很多斐然的政绩，但在做人上却深陷争议，乃至被各种误读误解。也合该他在青史上留下不好的名声，与他遭受非议相关的两个人物王安石和苏轼，哪个不是泰山北斗、如雷贯耳？
王安石实行变法，被重用的沈括极力鼓吹新法之好。而当王安石失势后，沈括随即上书新宰相吴充，历数新法存在的种种弊端，抨击王安石误国。客观上说，沈括陈述新法的弊端不无道理，符合实情。在王安石主政时，他大概是心有畏惧不敢提出质疑。再者，新法也只有在实践中假以时日，才能检验出对错。但他选择在王安石罢相后很快变脸，显然时间节点不太合适，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和人品，从此便落了个“壬人”也即小人的称号。这个“壬人”的名号始于王安石之口，可想影响会有多大。
沈括和苏轼在崇文院共事时是不错的朋友，但沈括追随了新党领袖王安石，苏轼却是反对变法的旧党派人物。后来苏轼自请调任地方，在杭州任职，其目的也是为了远离朝中的变法纷争。
沈括曾代表朝廷到江浙一带察访，苏轼盛情款待，拿出新诗共赏，沈括当然是一顿猛夸。苏轼也没啥防备，不成想，沈括把诗抄下来拿回去，充分发挥他善于钻研的天性，划出了重点，列出了苏轼讥讽朝庭的材料，并上呈神宗皇帝。也许，沈括是嫉妒苏轼的名气太大，加上政见分歧，便想在神宗面前打压苏轼。然而，神宗并未追究此事，苏轼也不以为意。但这个头却带的很坏，为后来的乌台诗案提供了一个参考模板。
五年后，新党重臣李定等人，抓住时机，以《湖州谢上表》为切入点，效法沈括的作法，从文字中寻词摘句，添油加醋，诬陷苏轼有诽谤朝廷之罪，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锒铛入狱，险些丢了性命。幸亏朝中元老纷纷劝谏，连已经退隐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促使神宗放了苏轼，要不然，哪还有黄州以后的东坡居士？
其实，乌台诗案爆发时，沈括已被贬为宣州知州，并没有参与到此案中，非要致苏轼于死地不可的是御史中丞李定，这里面自有曲曲弯弯很多枝节。但从苏轼诗文中找罪名，却是沈括开的先例。所以，人们一说到“乌台诗案”，就联想到沈括的告密，沈括也算是为这个事背了个锅。
现在很多文章为了证明沈括是阴损小人，直接把沈括说成是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是迫害苏轼的罪魁祸首，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即便没有沈括的告密，李定等新党人士掌权后，也会想法设法陷害苏轼，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况且从苏轼诗文中确实能找到对新法的暗讽和牢骚。
啼笑皆非的是，沈括后来又到过苏轼家里吃饭喝酒，好像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这反而从生活的侧面反映出沈括并非是乌台诗案的推手，苏轼也不认为与他是冤家对头。
人性的弱点是说不清楚的。熙宁变法时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极其错综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打压迫害，沈括身陷旋涡之中想来也非常无奈。他的摇摆和作法终是授人以柄，给自己贴上了甩不掉的小人标签。他的性格应该是妥协的、讨好的、退让的，想在政治上保全自己，却不善处理尖锐的矛盾问题。这种性格也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忍耐和懦弱任谁都会不胜唏嘘。
沈括前妻去世后，才三十多岁，淮南转运使张蒭非常赏识沈括的才能，并把女儿许配于他。据《萍洲可谈》记载，这第二任妻子骄横凶悍，经常虐待沈括，有一次竟连皮带肉撕扯掉沈括胡须，儿女们跪地哭嚎求情。沈括曾一度陷入抑郁和疾病中，备受压抑和痛苦。《梦溪笔谈》就是在他晚年隐居镇江梦溪园，忍受着妻子的家暴，历时数载而完成的。
张氏死后，亲朋们为他终于摆脱凌辱而高兴，但他的行为却很不正常，神思恍惚，痛哭失声，差点追随张氏寻了短见，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位旷世奇才真的是很让人扼腕叹息。
不知沈括对张氏是真爱，还是感恩于岳父，反正沈括对妻子的不二之心倒是古今难觅。普天下不乏靠女方父母发达的男人，更不乏有人得志便忘形，抛妻弃子，另寻新欢，吃相丑陋可憎，从这点上来看，沈括那就是超级好男人了。
沈括死后，竟然没人给他写墓志铭。不清楚是否与他人品的不光彩有关。但沈括无疑是科学上的巨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颂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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