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写作是海明威最初就养成的习惯。而对于杜鲁门·卡波蒂来说，他是一个“水平”的作家。“只有躺下来——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摊在一张沙发上，香烟和咖啡触手可及，我才能思考”。
有些作家喜欢不厌其烦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比如海明威，他对于修改的热情简直令人发指：每天停笔之前修改一遍，全部完成之后自然会再改一遍。别人打字之后，有机会再更正和修改，打字稿看得清楚。最后是看校样。“你得感谢有这么多修改的机会”。至于《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最后一页，更是改了三十九次才满意。
亨利·米勒则没有那么执着。“我在写的过程中，从来不做修改或者校正。这么说吧，我会先用一种方式把一个东西写出来，然后，等它冷却下来——我会让它休息一会儿，一个月，也可能是两个月，我会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它。这是很美妙的时刻，我拿着斧头就开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样子。”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杰克•凯鲁亚克的说法——嗯，你想想，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酒吧里给一大帮人讲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故事，所有人都在笑着听着，你听说过吗，然后这人停下来纠正自己，回到前面一句话，把这句话改得更好，赋予它节奏性的思想影响……如果他放弃下一句话，这不就是他本来就要使用的讲述方式吗？难道他不是已经离开了这句话的思路，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话题上“从此永远不置一词”，因为他已经越过了这句话，就像一条河流过一块岩石，一去不回头，在时间上，不可能再流过这同块石头？
“听清楚了，我整个青年时代都荒废在慢条斯理地修改、没完没了地重复猜测和删除上，最后搞得我一天只能写一句话，而这句话还没有任何感情。他妈的，艺术中，我喜爱的是感情，不是匠气，或者是隐藏感情。”
但说到底，这些不过是作家们各自在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或者是个性的自然流露而已，其中的趣味性大于参考性。从他们的访谈与住所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蕴含了基本规律与秘密的共同特性。
比如，他们大都嗜好读书；都将写作视为极为重要、或是极为愉悦的使命或体验；也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勤奋与自律习惯。
再被问到关于读书和写作的问题时，杜鲁门·卡波蒂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对于“是不是读得很多”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太多了。而且什么都读，包括标签、处方和广告。他说自己平均每周读书五本左右——正常长度的小说约莫两小时读完。对于“是否存在提高写作技巧的利器”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据我所知，多写是唯一的利器。
很多看似散漫、不羁的作家，在对待写作这件事上，却有着类似于禅宗高手一样的定力与耐性：他们严苛地制定时间表、控制工作量，日复一日地负担挑水，才让自己的这口“井”始终有“好水”汩汩流出。
村上春树在他那本谈跑步的书里，已经将作家所需要的自律与意志力，阐述地无比详尽。“从这个意义上讲，写大部头小说就像救生训练一样，体力和艺术敏感性同样重要。”
硬汉代表海明威同样也是一个异常自律的人。他把每天的工作进程记录在一张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这张工作表用包装盒侧面的硬纸板制成，立在墙边，上面悬挂着一个小羚羊头标本。表格上的数字代表每天产出的文字量，从450、575、462、1250，到512。高产的日子定是海明威加班工作，免得因为第二天要去海湾小溪钓鱼而内疚。
他的作息时间也很规律。“写书或者写故事的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动笔，没人打搅；清凉的早上，有时会冷，写着写着就暖和起来。写好的部分通读一下，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写什么就停下来。写到自己还有元气、知道下面该怎么写的时候停笔，吃饱了混天黑，第二天再去碰它。早上六点开始写，写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写了，停笔的时候，你好像空了，同时又觉得充盈，就好像和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爱完毕，平安无事，万事大吉，心里没事，就待第二天再干一把，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所以啊，说到底，就像他说的那样，写作还是一个“私人的、孤独的职业”。但同时，又是一个令人热爱的职业。
最好的东西都是这么矛盾。最好的写作，也注定来自你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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