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四书五经”，《尚书》始终在场
儒家著作称为“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是关于“六经”的最早记载，也是人们常说的“六艺”，是孔子的教科书。孔子最为看重的是《诗》《书》。
到了汉代，《乐》就失传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艺》”，儒家著作始被奉为法定的教科书，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就是《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列于学官。
武帝时有十四博士，即《易》之施、孟、梁丘、京四家，《书》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之齐、鲁、韩三家，《礼》之大小戴二家，《春秋》之严彭祖、颜安乐二家。
到了东汉，《孝经》和《论语》也被列入经典，号称“七经”。不过这两书没有被列入学官，地位也还不稳。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宽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
熹平石经在战乱中毁坏。宋代以后，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46石，共8800多字。现在残石主要分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北京图书馆。
到了晋代，《论语》和《孝经》才被正式立于学官。
唐初，规定《易》《书》《诗》，连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到了唐文宗时，在国子学刻石经，“九经”加入《孝经》、《论语》、《尔雅》，称为“十二经”。
在唐朝，科举制度比较发达。学生参加考试，都要读儒家经典。但当时印刷技术不发达，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用传抄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名著，很容易造成各种混乱和笔误，也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为了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公元830年，唐文宗接受国子监官员的建议，花费七年时间，把儒家的12部经典刻在了石碑上，当时年号是开成，所以叫《开成石经》；刻成后，立在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供读经者抄录校对。
《开成石经》总共有114块巨大的青石，每块石碑有2米多高，碑上共镌刻了650252个字。它们比肩连接，绵延百里，两端有石柱夹护，内容包括了儒家最重要的12部典籍。现在就摆放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用今天的话说，《开成石经》就是中国最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教材”。
不过，《孟子》还没有列入经典行列。《孟子》进入儒家经典，还要等到宋朝。《孟子》的地位，是宋朝人给提上去的。
宋儒喜欢谈心性，孟子是谈心性的老祖宗，所以宋儒高度重视《孟子》，把《孟子》给提到了经典的位置。到了南宋，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宋儒还认为，《礼记》中的《大学》一篇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是曾子整理成文的；《礼记》中的《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的，认为他们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
于是，南宋大儒朱熹把这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一起，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朱熹花了很大精力为他们做了集注。
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地位上升为儒学正统，《四书》地位也被提到《五经》上面，儒家经典体系就成为了《四书五经》。
有了《四书五经》新课标，《十三经》就成了一种历史文献。今天看到的《十三经》，主要是汉、唐人的注疏，体现了汉唐人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其中，《尚书》是孔安国注（伪），唐代学者孔颖达疏、解的。
《四书五经》主要是宋人做的注解，体现了宋人的经学研究水准。朱熹用了毕生精力，注解了《四书》（《学》《庸》《论》《孟》）和《诗经》《周易》等，没有来得及注《尚书》，他让门人蔡沉（也写作“沈”）做了注解。
这里顺便说一下刻石经的事情。历史上，除了上面的熹平石经、开成石经，还有几次刻石经：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蜀石经：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附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
北宋石经：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
南宋石经：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共二百石，现存七十余石。
这几种都在历代战乱中毁损了。最后一次经典刻石，是清代“乾隆石经”，乾隆五十六年刻于北京，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等。
乾隆石经共190块石碑，计63万字，现存于北京孔庙。“乾隆石经”碑刻是历史儒家经典刻碑中最完整的一部，也算得上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
大家看，不管儒家经典体系怎么变迁，《尚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从其记载的内容和成书过程来看，《尚书》不折不扣的是“中华第一书”。
但是，从其在儒家经典的地位来看，从宋代以后，经历了从一线退居二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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