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久远开始总显得俗套，不这样开始又搞不清它的来龙去脉，那就还从头说起吧。
这镇子不大，但当初在我眼里它就是整个世界，上初中之前，我最远去过外婆家，不过三里地之外。
我很有优越感，外婆家的人都称我为“街上的”，街上的人和乡下人不一样，早早有了电灯电视，家家都在街上摆摊儿做生意，仿佛今天的上海人，管其它地方的为“乡下人”。
街上分为街东头的，街西头的，南墁的和北墁的，东头的姓朱，不知道是不是朱元璋的后代，做的都是木材生意，挣的都是大钱，那里供着一个老拜神，头大眼阔，一看就是财大气粗的神，身上披着一个艳红的斗篷，威风凛凛地注视着“钱”（“钱”的谐音）方。
每逢二月十九，这里都有庙会，河南豫剧、河北梆子，对着高音喇叭，管弦齐鸣，声音震天。我从未认真看过一台戏，听不懂台词，但会早早地随着母亲占好位置，看不看得懂是一回事，各家各户习惯了占位置，椅子一摆一溜儿。
我总是坐不住，戏没开始，我就跟着别的孩子跑到后台，眼巴巴地看着女旦涂脂抹粉，插珍珠钗环。
有些头脸的父母，也让唱戏的给自己的孩子画个公主脸、大花脸，你看那孩子，几天都不舍得擦掉，在小伙伴面前肆意炫耀，我是极羡慕的，不过童年过去了，也没有画上一个，小孩子真爱攀比，得不到的就是好的。
我算过命，就在庙会的一角，算命的是五十来岁的男人，面前摆着一张白布，上边写着几个神秘的黑字，他一点儿不像算命的老仙声，嬉皮笑脸的，装不出高深莫测的模样。
孩子们喜欢一窝蜂，小小的年龄对未来也有向往，一角钱，得到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说我以后会在南方上班，童年时发生过很多事，这一幕是被我深深印在脑海中的，不知道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算命，还是对未来怀着强烈的憧憬。
现在，我是在北方上班的，更证明了算命先生的胡诌，那个被算命的说要到北方上班的同伴，至今还留在镇上。
我上学时有几个要好的玩伴儿，最漂亮的那个如今已变成臃肿的大妈，我们上学下学一道儿玩耍，走着走着走散了，她在镇上，我在外地，三十年没有交集，分别时一切无恙，相聚时遥遥无期。
镇上有个支书，肥头大耳，有大领导的气魄，常常损公肥私，有一次我爹骂他是法西斯，他怒目圆睁，从此处处给我爹穿小鞋，县官不如现管，他是我爹顶头上司，我爹再怒也不能得罪了他。
谁说恶有恶报，支书在镇上横行霸道，他有个侄子，上下串通，拉帮结派吞并集体财产，镇上人战战兢兢，敢怒不敢言，但支书一家过得风生水起，在镇上堪称一霸。
我跟支书的小女儿同班，她没傲气，也无娇气，高挑秀气，跟她爹简直不像父女，淤泥里也能长出洁净不染的花朵啊。考上大学后，她就没了消息，祝福她生活幸福永远美丽。
十岁之前，我们一大家子在镇上的老房子里住，没有谁知道那房子的历史，土坯墙，厚实结实，一次，住在院子里表叔️有私握枪支的嫌疑，警察连夜挖墙很搜查，挖了半夜也没挖通。
这是个两重院子， 大门朝东，进了院子，东西两溜儿低檐茅屋，我记事时，一家人住在东边的茅屋内，黑魆魆的泥巴墙上，贴满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是我儿时唯一的课外读物，因为没什么玩具，就和妹妹一起把已经碰烂的报纸一绺一绺撕下来，母亲发现后，对我们大发雷霆，但无济于事，无非是拿新的报纸再朝上贴。
房子上的茅草沤坏了，换成了牛皮粘，一下雨，被风吹起的地方就漏雨，我和妹妹特别惊恐，担心无处安身，父亲一脸沉重，直到今天，他还常对我们回忆当初的狼狈，清晰地记得我和妹妹的担忧。
大院里的人在外边盖了新房，一家家纷纷搬走了，只有我们和爷爷二叔三叔住在这里，奶奶四十岁的时候肺炎去世，爷爷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大姑小姑又有些傻傻的，三叔早早辍了学，属于调皮惹事的那一种，父亲是老大，比最小的姑姑大二十岁，按说应该帮爷爷照顾这一群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们，可是父亲很晚才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拮据，一家人张嘴吃饭，自顾不暇，哪能他顾。
院子外有棵老枣树，一到秋天，挂满青色的枣子，这枣树是野生的，离谁家近，就是谁家的，叔叔们拿着长长的竹竿打枣，我们则边捡边吃，在街上没卖什么水果的年代，枣子显得尤其脆甜。
大门对面住着邻居一家，他们的宅子特别高，要爬上高高的土坡才能到他们家，这家的男主人在县里当司机，一般不回来，他总是穿得很挺阔，离我们很遥远似的，在我们眼里，他算是个有身份的城里人，高我们几等。
他家的小儿子比我大两岁，长得帅帅的，沾了他爸的光，也高高在上似的，跟我们不大一起玩儿。土坡上有两棵大杨树，每到春夏，肥硕的叶子遮出一大片凉阴，他就在两树间系了绳子，算是简易的秋千，他荡得可真高，我在下边看着他风一样飘来荡去的模样，觉得像他人一样遥不可及，我出神地望了好久，直到他们一家搬走。
多年过去，他们的老宅子还在，已经是断壁残垣了，我看着那两棵大杨树，仿佛又看到了他在那里荡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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