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经是7月中了，如我之前所说，瘟疫主要发生在城市的那一头（西面），之前主要是在圣吉尔斯，圣安德鲁斯的霍尔本一带肆虐，并朝西敏寺的方向发展。但这会已经开始向东，朝我生活的这块区域蔓延了。
应当注意的是，这瘟疫并不是直接向我们这里袭来的。因为伦敦城，也就是城墙里面的内城部分，依然是健康的；而且瘟疫也没有越过泰晤士河进入南沃克地区；因为尽管这一周有1268人死于各种疫症，其中大概有超过900人是死于瘟疫；但在整个城墙之内的内城区，不过只死了区区28人，而南沃克地区，包括兰伯斯教区在内也不过死19人，而仅仅在圣吉尔斯，圣安德鲁斯的霍尔本和费尔德的圣马丁斯，就死了421人呢。
/*借口，拖延，自我安慰
我们意识到，感染主要发生在外围教区，那里人口众多，我之后注意到，那里也挤满了更多的穷人，瘟疫在那里可以找到比内城里更多的目标来感染。
我说，我注意到，疫病正通过科勒肯井，跛子门，肖迪奇，和主教门这些教区一路向我们这里移动，后面那两个教区与阿尔德门，白教堂，斯迪普尼相邻。当西部教区，也就是瘟疫最初开始的地方，疫情开始减弱之时，上述地区后来反而成了传播最快，病情最猛烈的地方。
奇怪的是，在7月4日到1日这一周里，我注意在仅仅在圣马丁和圣吉尔斯的费尔斯，这两个地方，就有近400人死于瘟疫，而有阿尔德门教区的才只有4人，在白教堂区3人，斯迪普尼只有1人而。
接下来的一周也是这样，从7月11号到18号，这周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761人，而在在泰晤士河南沃克这一侧，死亡人数却还不到16人。
但是种表象很快就改变了，特别是在跛子门教区以及克拉肯井教区，到了8月的第2周，仅仅跛子门一个教区就埋了886人，而在克拉肯井则是155人，其中跛子门的886人中，有850人完全可以算做是死于瘟疫，而在克拉肯井，官方数据自己就说明了，有145人是死于瘟疫。
在整个7月里，我注意到的是，比起城西地区，我们这一带似乎没受多大灾。因为工作需要，我还照常上街，尤其是一天一天次，或两天一次地进入内城，去我哥的房子，这是他临走时托付我的，让我去看看房子是否安全。
因为兜里揣着钥匙，我常常会进屋看一看，把大多数的房间都转一转，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虽然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很奇妙，在这样的一场灾难当中，按说人们应该会心肠变硬，做出偷盗抢劫这类的事。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尽管各种恶棍，各类流氓行径还和以前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城里横行，但因为城里的人因各种原因减少了，因而此类行为发生的频率也没那么高了。
但后来，城里，我指的是城墙里面的内城部分，也开始有瘟疫了，但是由于大量的人都已经离城到乡下去了，实际上感染的数字却大大地减少了；即便是在这整个七月里，尽管人数没之前那么多，他们也还是在不断地逃离城市，在八月份，他们逃跑的那种势头，让我开始觉得，除了行政官和仆人之外就没有人留在城里了。
就我注意到情况而言，皇室在六月份就已经早早离开了，他们去了牛津，并因得了上主的喜悦而得以保守，我听说这瘟疫压根儿连个照面都没和他们碰上，但我不能说我曾见到有任何迹象表示，皇室对这份恩情表示过任何的感恩 ，更别提有什么悔过自新的表现了。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听到有任何人对他们说，正是因为他们那肆无忌惮的涛天恶行还有那毫无恩慈的行径，才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天罚。
整个伦敦的面貌已面目全非了，我是指整个城市的建筑群。包括城里，城郊结合部，城郊，西敏，南沃克，以及整个的伦敦。尽管在我们称为城里的那部份，也就是城墙里面的内城，疫情还没有特别严重，但是整个伦敦的精气神，要我说的话，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忧郁和悲伤蒙上了每一张脸，尽管有些地方还未被瘟疫打倒，但所有人的脸上看上去都有深深的忧虑，因为我们知道疫情显然是正在蔓延之中，所以每个人都看自己和自己家人是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如果我能将这些悲惨的时刻准确地呈现给那些未曾亲见此事的人们，将这里处处可见的那种恐怖告诉读者们，相信一定能在他们的脑海上烙印下适当的印象，会让他们大为惊咤。
伦敦可以说是泡在了泪水之中，街上虽见不到哀悼者，看不到有人穿黑衣，或穿着正式的丧服去哀悼他们的至爱亲朋友；但是大街小巷却处处都可以听到哀悼的声音；妇孺的哭叫声从房屋的门窗里传出来，在那里他们的至爱亲朋或许正在死去，或者，已经死去。当我们穿越街道时，这样的声音如此频繁地传入耳中，听着这些哭声，足以让最铁石心肠的人肝肠寸断。几乎每一所房屋里都有眼泪和哀哭，特别是在瘟疫最早发生的地方；再到后来，死亡的场面无处不在，人们的心肠就变得刚硬了，当他们自己也在准备着下一刻就蒙召离世时，也就不再那么在意失去亲友了。
因为生意的关系，我有时需要去到城市的那一端（也就是西部），那里也是最严重的疫区，那时的情况对我，对其它任何人来说都是没遇到过的，最令人惊奇的是，看到那些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街道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如果我是一个外乡人，又迷了路的话，我可能会走遍整整一条街，连街边的小巷也包括在其中的整整一条街，都找不到一个人来为我指路，街上除了那些封闭了的房子门前的看守，再看不到其它人了。
有一天，我因为某些特别的事务去到了市里的那一端，因为好奇，我去看了比以往更多的东西，走了与我的正事无关的很长的一段路，我一路走到了霍尔本，发现那里的街道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在走，但他们都走在路的中间，绝不走到路的两边上去，我猜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和从街边的房子里出来任何人有接触，也不想闻到从那些可能被感染了的房子里传出来的或香或臭的味道。
四大律师学院全都关了，无论是内殿学院还是林肯学院，或者格雷斯学院都见不到几个律师，人们都很安分，没什么机会请律师，另外，这会也正是假期，他们大多数也都去了乡下。
有些地方整排整排的房屋都大门紧锁，里面住的人全都逃走了，只有一两个看守留了下来。
我提到这些房子都大门紧锁，并不是指这些房子是被官方封闭的，而是因为有大量的人跟随着皇室离开了，因为他们或是为皇室所雇佣，或是以其它方式依附于皇族生活；加上其它那些因为被疫病吓坏了而离开的人，一些地方的街道就这样被荒弃了，
理论上说，在城里，对瘟疫的恐惧还没有厉害到那种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尽管一开始他们对瘟疫的惊恐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据我所见，疫情一开始常常有间隔期，所以他们就跟着疫情的发展，一会儿很警觉，一会儿又放松警惕，这样重复了几轮之后，人们对疫情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到后来，当疫情开始严重起来，只是表面上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证明已经传到了城里或城东和城南地区，民众的胆子却变得很大，甚至要我说，是有些莽撞了。
确实，有非常多的人逃离了，但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城市的西部，也就是来自我们称为市中心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最有钱的那波人，这样的人是不用费心什么买卖什么生意之类的。但是剩下的那些没走的老百姓们，只能留下来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因此在我们称为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还有郊区，南沃克地区，以及城东地区，象瓦平，拉特克里夫，斯蒂普尼，劳瑟里斯之类的地方，除了少数像我之前所说的那种不用靠买卖营生的富人家庭之外，大多数都选择了留了下来。
别忘了，当这次瘟疫来袭时，城里城外都挤满了相当大量的人口，我是指瘟疫刚开始的时候，尽管我活着看到了人口的再次增长，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量的人口挤进伦敦，但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即，人口的数量，是在内战结束，军队解散，皇室和帝制复辟之后才聚集到伦敦来讨生活的。有此人或是通过依附或是通过侍候皇室以获取赏赐或晋升的机会等等此类。
据统计，城里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出不止十万人，不仅如此，还有些人坚信，这数字还得再翻一番，因为所有那些因内战而家破人亡的保皇堂一族都到这里来了，所有的老兵都到这里来营生，许许多多的家庭也定居在了这里；另外，皇室在回归之时也带回来了一大波虚荣的风潮，以及新的时尚；人们变得快活又奢侈，皇室复辟的喜悦把许多家庭都带到了伦敦。
我常常想，当年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之时，正是犹太人聚集在城中，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无数的犹太人出其不意地被困在了那里，若不是过节，他们本该分散在天下各国的。瘟疫侵袭伦敦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好发生在如前所述，城中人口激增的时候。
当人潮向着一个年轻而又快活的宫廷汇集之时，城里的生意也火红起来，特别是那些与时尚和品味相关的行当。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有一大批靠辛苦吃饭的工匠进了伦敦，他们中大多数都是穷苦人，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份上呈给市长大人，关于穷人的状况的请愿书中说到，城里有不低于十万人的的丝带纺织工。这些穷人大多数都住在肖迪奇，斯迪普尼，白教堂，主教门等教区，换句话说，就是在斯彼托场一带，那然我指的是过去的斯彼托场；现在的斯彼托场小得多了，大概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
但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城里的整体人口数，事实上，我常常会好奇，在瘟疫刚开始时有那么多的人逃离之后，城里留下来的人为什么看起来还是如此之多呢？
（公版，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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