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证。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为盛大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这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世说新语》时所说的话。我尤其喜欢其中“人间言动”四个字，似乎扑面而来的是人间的烟火气息、生活的真实丰富、生命的鲜活灵动。
《世说新语》中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为我们再现了魏晋文人张扬个性、放达任诞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没有唐传奇的绮靡，没有宋话本的市井直白，没有明清小说的忠孝节义、神志鬼怪。这本小说，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它最大的特点即笔墨清简。调侃之中，那些已经尘封古书之中的人们因为众多逸闻趣事而栩栩如生，聊聊数语就将魏晋风流勾勒得活色生香。
雅量篇中记载谢安，孙绰等人泛海遇风暴，孙等“神色惶急”，谢却“貌闲意悦”，这样一躁、一宁间，人格顿显。说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说王羲之“飘如游云，蛟若惊龙”。既品评出人物外在的潇洒，也赞誉了内在的品行。更不要说它奉献出多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创造出多少传世成语，保存了多少典籍逸文，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影响尤其大。《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都是仿《世说新语》之作，称之"世说体"。
魏晋时期，士族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社会群体势力不断壮大，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士族成员入仕参政保护家族利益，不同士族联姻扩大势力。士族的政治特权固然会使得这种贵族文化有了很多缺陷，然而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开始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体验到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关乎人类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与代价、生命的高贵、美丽与虚无。可以说《世说新语》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自由、德性、智慧和美的理解和热爱。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水为乐，将自己的生活理想与山水之美结合起来。这种名士风格虽是暴政下知识分子出于无奈的选择，但却从历史特点上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开我国知识分子与专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创文化人突破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教从而实行思想解放之始，王导也好，谢安也罢，既然无力饮马黄河边，那就在秦淮河里流连一番吧。他们转向辞赋、书法、绘画、音律，人生观上从经学转向玄学、佛学，他们尽其所能寻找解脱苦闷的良药，不经意间却铸就了乱世中的一段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切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
曲高者，和者也寡。魏晋名士们就那样不被人理解地高高在上着，脱离了荒凉人世，于清风明月间沉吟。他们那么卓尔不群，那么超然自得，那么无为却又无不为。不可名状的忧患，悲凉和无奈，是他们精神的实质。貌似狂放失常，实是一种最高傲的姿态，一种无言而有力的睥睨。在这里，魏晋风骨得到完整的宣泄，而魏晋名士这一张扬个性，追求独立的群体将留给后人无限的反思与遐想！
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流”。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风雨摇曳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各具风骚的风流人物。魏晋风流早已沁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河里，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几千年来修身寄怀的一面镜子。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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