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世纪的欧洲乃至全世界，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频频发生，勒庞一生当中也经历过如巴黎公社起义和德雷福斯事件等标志性事件。当时，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谓世界主流思潮。勒庞对民族主义的典型话语显然很熟悉，他发现了与民族主义纠缠不清的爱国主义，以及与民粹主义纠缠不清的民主主义。而无论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或者民主制度，都离不开大众的支持与参与。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及了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民众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但是，如何改变？靠什么来改变？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能够崛起，靠的是某种动员力量，但为什么这些动员能够成功？他的答案就是群聚。群聚状态下的人们在他看来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却可以造就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为什么会这样？群聚时产生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这是他希望去理解的问题。
19世纪的欧洲动荡不安，民主制度和国际强权的崛起，使得传统进一步衰弱，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在经济的层面，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国力达到鼎盛。与此同时，19世纪4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负面后果开始显现，导致了整个欧洲大陆出现了一连串的革命事件。这些事件所导致的群体性动乱使勒庞看到了现代社会政治正在发生一些重要改变：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间的对抗是激发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无关紧要，甚至通常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如今，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二者之间的对抗，反倒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群体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这声音向君王们发号施令，而君王们则对之言听计从。各民族的命运，不再决定于君王的会议上，而是酝酿于群体的心灵中了。
这种情况自然与整个社会转型有关。一旦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单元的选项，从而进一步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有关政治话语也就发生了改变。所有民族国家的政府都声称代表的是人民，这在传统国家（如帝国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单元）中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民”理念诱发了这种变化。福柯曾说过，欧洲政治的重要变化是从16世纪以后开始发生的。主权不再是现代国家的第一要务，民生成为国家必须首先处理的问题。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如政教分离、新大陆的发现、尼德兰和英国工业革命，等等。这些都对传统制度带来了冲击，推动了新变革出现。官僚体制不能再对民众的声音充耳不闻，精英阶层也得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自居。精英如何得到民众的支持？当然得通过宣传动员。现代社会的群体性抗争行动与个体的觉醒有关，但吊诡的是，一旦集群，个体遂不复存在。因此，在缺乏法制或者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民主有时反倒成为社会的毒瘤。这就是现代性条件下，所有政府都对民众的群聚有所忌惮的原因。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勒庞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赞誉有加——他们的社会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典范。
应该说，社会动员是当今国家政治，尤其是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治理的一环，并非必然导致负面后果。但勒庞要探究的是，个人在群体当中如何失去自我，从而卷入难以遏制的群体情感宣泄。他所揭示的问题并非凭空捏造，理解《乌合之众》以及勒庞的整个群体心理学研究，我们不应忘记他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这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学诞生于那时。简而言之，那个时代的社会“病了”，需要“治疗”，而勒庞所为无非是一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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