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水井处,皆听单田芳。
东坡先生有诗云: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
单田芳先生定然相信这是说他的。
1978年11月16日,在平反昭雪大会上,他颤抖地接过《平反书》,上书:
“‘单田芳案’属于假案,现恢复公职、恢复名誉、回归曲艺团工作,补发十年工资。”
落款:“鞍山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盖章。
“啪、啪啪......”此刻,滴滴浑浊的泪珠已砸在血色的印章上,
先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当着几百人的面放声大哭。
天地悠悠,人生奄忽,往事不堪回首,却历历在目......
7岁那年,单田芳随说评书的母亲王香桂,弹三弦的父亲单永魁,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搬迁至吉林省吉林市,
父母继续在茶社说书,养活一家老小,怕单田芳在家淘气,便把他带在身边,负责给说书的母亲扇扇子。
单田芳只记得一场书两个多小时下来,自己会累得手臂酸麻,而书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安排他在当地插班上学。
而第一天上学的经历,单田芳则终生难忘。
那天清晨,他梳洗打扮一新,穿着漂亮的校服蹦蹦跳跳直奔学校而去。
而在路上,却迎面碰到两个日本学生,他们拦住单田芳,也不言语,只是上下打量。
突然,其中一人朝着他的肩膀就是一拳,单田芳一趔趄,还没等站稳,另一人便冲上来,又在他的腿上狠狠踹了一脚。
单田芳又怕又痛,坐在地上泪流满面,而两个小鬼子却得意地扬长而去。
单田芳回忆说: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做亡国奴的滋味,至今想起来我还在恨那些东洋鬼子。”
由于是行走江湖的卖艺人,单家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不断在东北的大小城市间迁徙,
刚刚解放时,他家正落脚在沈阳。
虽然当时饱经战乱摧残的东北仍百废待兴,但人心安定,每人脸上都像鼓着两个红苹果。
单田芳母亲的书也说得越来越有名气,几乎场场爆满,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然而,恰如老子所言:
“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有一天,向来和睦的父母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原来,由于说书过于劳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体力不支的母亲开始偷吸鸦片提神。
而鸦片这东西,终究会造就人鬼难辨的行尸走肉,父亲岂能容忍。
争吵后,母亲夺门而出,跑到天津一个说相声的朋友家暂住。
尽管后来父亲找到并接回了母亲,却欠下了天津那个相声演员的人情债。
谁能想到呢,为了还这个债,单家却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不久,相声演员请求单田芳的父亲帮自己一个叫王子明的朋友在沈阳找份工作。
父亲欣然应允,帮王子明在北市场支起了一个卖酱菜的摊儿。
至此,家庭风波告一段落,一切似乎也归于平静,
然而,单家人还不知道,滚滚乌云正向他们袭来,然后雷电交加经年不散。
人生也许就像行驶的列车,不知何时,命运之神轻轻一拨道岔,便西东异途,两世茫茫了。
母亲、父亲、二舅、三舅、姥爷先后被抓走的那年,单田芳只有16岁,
家里最后只剩下他、奶奶和四个妹妹。
他还记得,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我去接你妈,你先把饭热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哪知,这“一会儿”竟是整整六年!
原来,那个王子明用的是假名,真名叫佟荣功,曾是国民党的少校处长,
解放后潜伏下来,是名副其实的特务,而单家当然不知其底细,本是好心还人情、帮朋友,结果涉嫌“窝藏反革命罪”。
当然,那年代没有“涉嫌”这个词儿,整个过程像极了乔治·奥威尔的惊天之作《1984》。
四个月后虽然母亲和姥爷被释放,但父亲最终被判六年有期徒刑,两个舅舅也被判了刑。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高考前,单田芳的母亲突然和服刑的父亲离婚了,带着两个小妹妹去了齐齐哈尔,
每月给他、大妹、二妹和奶奶寄60元生活费,这钱也仅可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本来温馨和睦的大家庭,转眼间家破业毁,人去楼空,好不凄凉。
尽管遭遇了如此多的家庭不幸与变故,单田芳还是咬着牙备考,考取了东北工业大学。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大一刚开学,他就犯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手术治疗。
单田芳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但仍然疼得连腰也直不起来,课业不知落下了多少。
然念念无常间,总有熨帖到心的东西。
一天,他父亲的把兄弟李庆海先生来看他,见他家家徒四壁,冷落凋零,不由鼻头酸涩,叹道:
“传忠啊!你还记得吗?我说过,如果你愿意学书,我愿收你为徒,把我身上的本事都传给你。”
说实话,虽从小在书场耳濡目染,甚至能对很多书倒背如流,但单田芳并不喜欢说书。
而眼前的生活窘境却容不得他犹豫,大学毕业还要五年,毕业后做个工程师工资也十分微薄,怎能养起全家老小。
病愈后,单田芳步入李庆海先生家,扑通一声跪下,给先生磕了几个响头,再抬头,已是涕泪纵横:
“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李庆海又惊又喜,一拍大腿,激动地说:
“你小子准是个说书的料,只要肯用功,前途不可限量。”
因为属“田”字辈儿,从此他改“单传忠”为“单田芳”,一代评书泰斗横空出世。
1955年,单田芳正式落户到鞍山市曲艺团,在那里又深得评书大师赵玉峰和杨田荣的真传,
评书技艺渐入佳境,不久就在鞍山市说得小有名气了。
到了1962年,虽然他已成了曲艺团的台柱子,但论资排辈下来,工资却仅有区区84元,一家老小的生活仍然紧紧巴巴。
这时,他与妻子王全桂商量后,决定出走内蒙古,两口子跑到海拉尔走穴,
这下,虽然钱挣得多了,但也得罪了鞍山曲艺团的一众领导。
随着大女儿渐渐到了上学的年纪,考虑到户口问题,单田芳夫妇最终还是决定回到鞍山市曲艺团。
可这一回,竟落入了万丈深渊,险些要了他的命。
1966年,那个让中国人的人性尽显无遗的“文化大革命”上演了。
单田芳隐隐觉得,迟早灾祸要落在自己头上。
果不出所料,有一天团里召开大会,他刚一进会场,就看到主席台上醒目的大标语:
“揪出反革命黑帮头子单田芳!”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曾经相处融洽的师兄师妹们押到台上,然后是揭发他的罪证,
比如,针对“大炼钢铁运动”,有人揭发他曾说“要都懂得怎么炼钢铁早就成炼钢工人了,还说什么书?”
有人还揭发他对组织上“禁说传统书,只说新书”的质疑,“连四大名著都不让说了,简直是荒唐至极。”
诸如此类,“罪大恶极”!
单田芳心说,这些话确实没栽赃,都是他说过的,但这和反革命有啥关系呢?
这些疑问始终没解开,但对他的“批”,却一步步加重到“斗”。
有一天,用他自己的话说:
“也不知是哪位英雄,飞起一脚,踢到我脸上。”
顿时鼻子和嘴里血流如注,他觉得牙膛里麻麻的,用手一摸,原来两颗门牙被踢掉了,贴在牙膛上,还挂着点肉丝。
“嘿!才33岁,就成没牙佬了......”
从此牙痛一直困扰着单田芳,一颗颗地掉,直到他五十多岁时彻底换上了一副假牙套,
当后来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单田芳先生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哪知这背后的血泪呢?
不仅如此,他的一只耳朵也被人用皮带的铜头砸中,导致失聪,经常流脓,经久不愈,直到十几年后,才慢慢治好。
如果说,身体的伤痛会随着挨打频率的增加而产生某些抗体的话,
那么,人性的狰狞与残忍却深深困扰着单田芳。
有一次,绑他的绳子实在太紧了,挂在他脖子上的“反革命单田芳”的牌子又着实沉重,坠着铁丝往肉里割。
单田芳实在受不了了,低声对身边的小师妹哀求到:
“你能不能请师弟给我松下......”
没想到,小师妹却扯起嗓子大喊:“单田芳刚说了,绳子捆得太紧,让给他松松。”
“好呀!”师弟癫狂地大笑起来,走到单田芳身后,叫嚣道:“来!让我给你松松!”
“啊呀!”单田芳一声惨叫,感觉自己的胳膊要碎了,几乎昏厥过去。
从此以后,他暗暗发誓:
“今后再不做这么没骨气的事,打死也不会再哀求他们。”
1987年,单田芳因病去医院拍片,医生说:
“你的颈椎和脊椎有两处劈裂性骨折。”
1970年,单田芳一家四口(他、妻子、一双儿女)被下放到农村的杜大莲泡大队劳动。
“帽子”还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尽管没让他签字,更没有在大会上宣布。
在杜大虽然劳动艰辛,但至少不用挨批斗,单田芳很知足。
然而,到了1974年,大队的干部换了,新干部又开始整单田芳。
所谓“全村的屎尿都你包了”。
清晨,他就像故宫内务府的太监,挨家挨户去接各家昨夜的屎尿,集到堆粪池里,
唯一的区别是内务府有一群人干,杜大大队只有他一个人干。
当然,村口的公厕也归他打扫,不仅要把粪坑掏干净,还要刷干净,
就这么说吧,你若问单田芳先生,人粪是啥味儿的,他会毫不犹豫得回答你:
“咸味儿的。”
那个时候,单田芳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写申诉材料了,然而妻子历尽艰辛帮他递上去的材料,却被原封不动的转回到大队干部们手里。
于是,干部们大怒,说他是“右倾翻案风”中的典型,第二天要在十个乡连续游街批斗他。
单田芳心知肚明,这次批斗对他来说简直是九死一生。
每个人都有忍耐的极限,单田芳的极限很深,但还是到了。
他横下一条心,泪别妻子儿女,从此亡命天涯,而这一跑又是整整四年。
怕被抓到,他不敢投亲,先跑到沈阳的一位老先生家,此人曾受过他父亲的恩惠。
在那里,他和老人学会了制作水泡花(一种蜡纸做的花,和用蜡做的金鱼,放在水杯里的装饰品)的手艺,
后来靠这门手艺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被人欺负了,不敢报警,看到警察和民兵就往墙角躲,
好似一条瘦狗,弓着腰,夹着尾巴,血红的眼睛无望地瞅着这个诡谲的世界。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死,一定要看看那些迫害他的人到底是什么下场”。
时间终于走到了1978年,“四人帮”被打倒,一切拨乱反正。
当单田芳先生捧着那一纸《平反书》,曾经的恐惧与期待、迷惘与追求、绝望与挣扎一齐涌上心头,
请让那痛彻心扉的号啕大哭拨开先生心头的重重阴霾,透出温煦而明媚的春光吧!
在后来的30年里,单田芳先生播讲了包括《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大明英烈》、《白眉大侠》、《说岳后传》、《童林传》、《努尔哈赤》等几十部评书,
无数70后、80后、甚至90后都是听着先生的书长大,深蒙先生教诲。
早年说先生的书好,觉得是因为技巧的炉火纯青,对人物把握的丝丝入扣。
后来渐渐明白,如果先生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栉风沐雨的奔波过,没有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坎坷磨难,
怎能与千百年前的古人议论风发,交杯欢饮,以至通感其境遇,阐发其胸襟呢?
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先生因心脏衰竭与世长辞,终年84岁。
只想用作家余华的那句话赠予先生: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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