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煤矿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开平煤矿（开滦煤矿）和南方最早最大的安源煤矿（萍乡煤矿）等煤矿，开始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发展煤矿之时，也诞生了由中国人担任的第一代煤矿矿师。其中，被列入1985年湖北省文史资料编委出版的湖北名人传中的高寿林，就是当年杰出代表之一，他不仅用个人传奇经历，书写了从甲午战败屈辱中走向实业报国的人生篇章，也成为黄石百年煤矿——富源煤矿（大冶源华煤矿前身之一）的技术奠基人，在黄石矿冶文化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与高寿林有着师徒之谊的中国保尔——吴运铎是这样评价的：“……高伯父是我汉阳名人，他对国家和人民是有贡献的。”
高寿林(左)在富源煤矿
投笔从戎，与黎元洪同舰参加甲午海战（小标）
清同治五年（1866年）高寿林出生于汉阳蔡甸柏林庄。自幼父母双亡，由兄嫂抚育成人。青少年时期正处在清廷腐败无能、国家深受帝国主义欺侮、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他立志以身许国，投笔从戎，考入福建马尾海军学堂学习船舶驾驶专业，曾在清朝海军将领萨镇冰统帅的兵舰上实习，经常在狂风恶浪的大海中练习船舶驾驶，从而锻炼了娴熟地驾驭技能和临危不惧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他还精通英德两国外语和机械工程专业知识，为以后投身实业报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福建马尾海军学堂毕业后，高寿林被派往广东水师所辖的广甲兵舰上服役，与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学习轮机专业）在广甲舰上共事，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同乡，于是拜盟结为兄弟。高寿林年长黎元洪两岁，黎元洪视他为兄长。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据2014年6月19日的《人民政协报》撰文称，当时中国参战的战船22膄，兵员5600人，大部分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辖的北洋舰队。黎元洪、高寿林所在的广甲舰与“广乙”、“广丙”三艘军舰是广东水师派往增援而参战的，而广甲舰又是年代最早、排量最小、装备最落后的铁胁木壳子兵轮。
战斗打响后，广甲舰曾一度创造精彩，紧随北洋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旗舰“定远号”左后方，配合“定远”、“来远”、“经远”等舰，围攻并重创日舰“比睿”、“赤城”号。
然而，在一片混战中，广甲舰不幸沉没，原在广甲舰上的黎元洪、高寿林等七名湖北籍官兵一起泅水在大连得救，登岸后回到湖北老家，受到时任湖广总督张子洞的接见，并分别被临时安排在汉阳铁厂担任监工、警务等工作，尔后，政府决定公费派遣黎元洪、高寿林等七人到英国留学。但高寿林却要求转业到实业界工作。由于他精通英德两国外语，便委派他担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德籍总工程师赖伦的翻译。
在广甲舰上的黎元洪
走进汉冶萍，破格获得德国颁发的矿师资格证书(小标)
据《中国近代煤矿史》记载：开滦等近代大型煤矿企业，是靠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程技术力量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最初，总矿师（总工程师）主要由外国人担任。汉冶萍萍乡煤矿也不例外。高寿林决心借此机会认真向赖伦学习，力争成为一名中国的总矿师。他奋发向上、刻苦钻研的精神加上在马尾海军学堂和舰艇上学得良好的机械和电器设计制造基础知识，很快就得到赖伦的信任和栽培。先后掌握了大型煤矿的设计、建设和开采等各种专业技术，并独立主持了许多萍乡煤矿的建设项目。例如：主持建设了株（州）萍（乡）全长九十公里的专用铁路线的设计和施工、主持建造了现代化流水线的洗煤厂、主持建造聊株洲至汉阳的运煤拖轮以及驳船的设计和制造，等等。他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贡献赢得了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和赖伦的褒奖和高度评价，破格发给了技术先进的资质鉴定和破格发给了德国工程界认可的工程师证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第一代煤矿矿师。
高寿林决定将自己掌握的技术致力中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于1910年离开了有着优厚待遇的萍乡煤矿，先后来到湘东煤矿、浙江长兴煤矿、江西乐平煤矿等矿山，对南方各种类型煤矿的煤田地质、经济地质、矿山经营管理等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超前和正确的见解，主持创办了长兴煤矿，为近代中国南方的煤矿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婉拒高官 回乡成为富源煤矿技术领航人(小标)
1916年，高寿林年近半百。这时，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多次邀请这位患难之交，上京任职，委任他担任农矿部长或京汉铁路局长等职。
然而，高寿林惦念是中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他婉言谢绝黎元洪的盛情，反而呈请黎元洪给湖北当局去函，委派他到阳新县炭山湾煤矿担任矿师，帮助该煤矿扭亏为盈。但不久，该矿因遇断层切割而透穿湖水，矿井随之淹没而被放弃。高寿林便被邻县的大冶富源煤矿公司聘请为总矿师。
民国富源煤矿股票
当时，位于石灰窑桐梓堡（现为黄石市冶钢一门外）的富源煤矿只是一个老式的小煤窑，由当地人周晋阶创办。从创办的1911年始，由于矿井运道深远、地下水量太大，按土法开采极不合算，处于亏损状态。富源煤矿公司董事会便于1917年改选陶公迪担任总经理，并增募股本金5万元。高寿林的到来，使陶公迪这位大冶源华煤矿的创始人，如逢知己，对高寿林给予高度的信任，签订“君子协议”，将所有矿井内外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务委托高寿林主管决策，并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此后，又经高寿林推荐，董事会聘请了萍乡煤矿矿师陈定安任副总矿师，由此开启了富源煤矿发展的新历程。
高寿林和陈定安是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对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振兴实业报国充满了热情。受聘之初，他们认真地对矿区进行勘定，拟定矿区总体规划，主张改用西法开采。但由于资金不足遭遇种种困难，他们便运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十余年如一日的勤恳创业创新精神，坚持“能自己制造就自己造，能买国产的就不买进口”的办矿原则，几乎每天深入矿井各掘进和采煤面巡视、进行技术指导、分析、记录，以有限的资金从小煤窑改造扩建开始兼顾基建工程，建成了桐梓堡背斜的北翌竖井、改造了通风、排水、运输设施，以及穿越背斜两翼的南平峒等庞大的工程，逐步地采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来取代体力劳动。一是变竹筒排水为锅炉、水泵等机械排水，为矿井向深部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开发竖井，推进矿井向深部发展。三是开拓统一出煤通道，提高了劳动效率。四是修建从井口直达江边煤栈长约一华里的轻便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为富源煤进入武汉及沿江市场开辟了道路。富源煤矿由初期的年产量万吨递增到十万吨，1930年以后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以上，奠基了富源煤矿当年在湖北省煤炭企业的领先地位。
帮助乡亲 与中国保尔——吴运铎结下师徒之谊(小标)
高寿林与吴运铎是湖北汉阳的老乡。吴运铎父亲原本也在安源煤矿做工，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便失业回到老家。全家生活无靠。1930年，在高寿林的帮助下，吴运铎一家来到了石灰窑（黄石市西塞山），不久，吴运铎被介绍进入富源煤矿做工，分配到电器房当学徒。14岁的吴运铎还是个孩子 ，就当起了被称为“煤黑子”，“窿花子”的煤矿学徒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干最苦最危险的活。作为总矿师的高寿林经常找机会帮助他渡过难关，化解矛盾。
吴运铎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有关电工方面的书，但他只上了几年小学，读技术书的困难很大。高寿林看出后，时常给吴运铎送去《发电机》、《电动机》等一类的小丛书，帮助指导他读懂电工知识。这样，吴运铎兴趣越来越大，电工知识不断增长，技术进步很快，还一一传授给师兄弟们。当时矿里有一台五十匹马力的电动机的线圈全部烧毁了，按惯例送到汉口英国怡和洋行修理。但这次吴运铎在高寿林的指导和师兄弟们帮助下，将这台电动机修好了。自此结束了该矿电动机烧坏必须送给洋人修理的历史。
后来，吴运铎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一个煤矿学徒工，成长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
（周建华 陈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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