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季羡林（3）

文/灯芯花颜

青年季羡林（3）

“我虽然没有叹息过，但叹息却堆在我的心里”，国宝级的国学泰斗青春成长岁月

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  天气：阴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清华大学，百年来的一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能入校求学的都属人中龙凤。

西山紫气，东海的碧波，这山水的幻化灵气，凝聚在每一个清华的入学学子身中。季羡林站在清华园的古老校门口，意气风发地照了第一张大学照，那当真是“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

刚入清华，季羡林便领教了清华的校风清新与活泼，老生们对新生采取了一种美国方式来表达友情，英文叫“toss”，音译叫“拖尸”。

报到前，新生先到体育馆报到，几个彪悍的同学抓起新生的两手、两脚，在空中晃几次，再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手续。墙上还贴着标语：“反抗者入水！”，而泳池门的确在开着。

这是清华校风活泼民主的一方面，当然还有其他，给了老实木纳的季羡林清新俊逸的美好感受。

清华汇聚了国内各大学科的最顶尖教学人才，清华的教授社会地位极高，薪水非常可观，往往自视高人一等，目空一切。但却对学生创办《清华周刊》杂志中图文并茂的开教授玩笑文章却不以为忤，听之任之。

清华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这也是由于有一批性格迥异的教授原因。主要是外国教授多，讲课全采用英文，就连中国教授，也一样英文讲课，当时中国没几所大学能做到。

季羡林是有很好的英文底子的。小学就开始学英文，初中时叔父更是请了英文家教来辅导，教英文教员水平也很高。到了高中，又开始学了德文，同时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省立济南高中，最早国文老师胡也频是个作家型老师，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身份暴露转移，不久牺牲于上海。接替国文教学的老师是董秋芳。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与鲁迅等文人经常有书信往来，他本身是外国文学出身，教的却是国文。

除了接受董老师的精心指教，季羡林还当时从日本东京的书店订购外国文学书籍，并曾着手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几本书籍有时都要用掉他一个月饭钱，但他仍深信自己将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外国文学。

到了今天都想像不了，八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就有了如此高水准的学习能力和开明优良的教育环境。

怀着一份虔诚之心来到西洋文学系，当接触了这一批清华怪教授们时，季羡林开始对教学阵容产生质疑。在他看来，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也教不上。因此在西洋文学系的所有必修课，没有哪一门课是让季羡林感到满意的。

中国教授里，系主任王文显英文是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过他说中国话，下课铃一响，合上讲义走人，不多讲一句闲话，多少年都如此，也没见出过什么书，学问在当时季羡林看来就是一团谜。

吴宓，一直反对白话文，是提倡“之乎者也”那一类，待人诚恳，留学过美国，讲授“英国浪漫诗人”课。这是学问最好的一位教授，身上有一些有趣的标签，“之乎者也”、“留学”、“英国浪漫诗”。

叶公超，后来的民国外交部长，英文非常好，少见其写学术论文。

杨丙辰，德文系主任，讲授德文，没什么学术论文，对学生极好。

金岳霖，哲学系教授，教“逻辑”课。后人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与林徽因那种知己相处。

朱光潜，北大教授，讲授“文艺心理学”，后来的中国最好的美学大师，没有之一。

……

外国教授们的野狐谈禅，中国教授的仙云野鹤，让季羡林兴趣开始转到一些选修课上，尤其着迷的是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对季羡林却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

陈寅恪上课时，什么废话也不说，先抄满黑板资料，再讲解分析，经常在大家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见解，让人顿生石破惊天之感，仿佛酷暑饮冰，茅塞顿开，就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有时在路上遇见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会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朱光潜讲的其实就是美学。主要是口讲，学生笔记。先生口才不属能言善辩一流，似乎还有些害怕学生，讲课时眼睛往教室顶上看，一句废话也不多说，慢条斯理，说出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钻入了学生心中。加之精通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流派，对中国旧的诗同又极娴熟。在课堂上经常引东证西，触类旁通，头头是道。

在学校季羡林和吴宓接触多一些，因为他在主编天津《大公报》的副刊。季羡林写一些书评、散文类文章，还有翻译文章，都是通过他在报上发表。

就在季羡林潜心求学同时，1931年的中国时局已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日军接近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九一八”事件爆发。

清华校园不再是清静的读书之地，学生们一致决定向南京政府绝食请愿。季羡林处在时代的潮流中，却茫然不知何方向，懵懂地和同学一起爬火车去了南京。在路上，国共两党学生一直在争辩“见蒋介石谁讲话”，争完又争“绝食什么时候开始”。

到了南京中央军校，先硬着饿肚子。北大学生因为没那么老实，被蒋介石的兵两个架一个，架到火车上，送回北京。后来清华学生还是吃饭了，看到吃了饭，蒋介石出来了，说：“同学们从北京来，你们当然会看不到我已派了兵去抗日，大家回去吧。”

结果是季羡林的这次参与的请愿不了了之，全都自己回了北京。这事以后，清华的学生都对北大学生非常敬仰。

学生之间的国共之争同样激烈。胡乔木，这个后来的毛泽东秘书、新华社社长，当时读的是历史系，与季羡林同级。一直在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季羡林也是他发展和动员的人之一。

有一次深夜坐在宿舍，娓娓道来，劝说参加革命，季羡林只答应了参加工人子弟夜大的听课，在政治道路选择上，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家庭的经济情况开始不妙。季羡林每年寒暑回家，返校时为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开始煞费苦心。作为“县宝”，每年还有五十元县府津贴，加上写些文章弄些稿费，对家里负担也能减轻许多了。

1933年，老家传来喜讯，季羡林的儿子出生了。季羡林收到信时喜忧参半。这些年来长年在外，学业未尽，分身无术。在经济上，无法对家庭有所担当。感情上对妻子也只有夫妻之实，从未有过精神上的愉悦沟通，夫妻之情淡漠。想到这些，季羡林产生了愧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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