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喜欢包装和炒作,其实古人也不遑多让,他们用于包装的办法就是附会,中国古人,尤其是中国旧时文人素有附会的恶习。
所谓附会,就是“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通俗讲就是把不相关的事说成相关,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说成有某种意义。本来很简单的人和事被文人一附会就变得复杂而神秘,最终完全偏离事实。
在中国武术中,一记普通的直拳被编拳谱的文人描写成“黑虎掏心”,一个简单的跳跃被形容为“旱地拔葱”,还有什么“神龙摆尾“、”白鹤亮翅“。旁人看了会觉得中国武术鬼神莫测,威力无比,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些被附会了动作在面对国外拳术时往往被打得满地找牙。
国际海军常用的单行纵队、V型队列等阵型,在北洋水师中被描绘成“一字长蛇阵”、“雁翅阵”,乃至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看似奥妙无穷,实则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神秘功效,对阵日本联合舰队时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在诗词文章中,附会更是无处不在。唐伯虎有一首《登山》诗,诗曰: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白云低,
五湖四海皆一望。
看了这首诗,人们以为唐伯虎登临了哪座名山的险峻高峰,这座山高耸入云,好像伸手就能触摸到太阳,用来形容珠穆朗玛峰也不为过。可事实上唐大才子登上的是苏州郊外一座30米高的土丘。如果人们因为读了他的诗千里迢迢慕名而往,必然大失所望,要是再花高价买了门票,非大呼上当不可。
如果说唐伯虎的《登山》诗还能被解释为艺术夸张,那么注释古诗词时的强行穿凿就毫无托词可遁了。
以前的文人们为了凸出那些著名大诗人的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往往强调他们的诗词里“无字无来历”。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惜生拉硬拽,穿凿附会。
如《唐诗纪事》中说,杜甫《阁夜中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播”二句,是出自祢衡挝《渔阳掺》,所以其声悲壮,汉武帝时曾有过星辰摇动的天象,东方朔认为是武帝劳民过甚触怒了上天。而在仇兆鳌的注释中,对于“五更鼓角声悲壮“一句引用了《晋载记》中:“石勒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又引用了《李卫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角动吹十二声为一叠,故又曰鸣笳叠鼓。实际上,“鼓角”的作用,唐人岂有不知?如按此逻辑,现在人们用“锣鼓”二字,也可以写出几十条“来历”,岂不是无事生非?至于“悲壮”一 词,本是很普通很常用的,被杜甫用了,又何必非要找到出处? 与祢衡击鼓的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人们不也常用“悲壮”一词吗?难道也非要寻其出处? “三峡星河影动摇”,也只是杜甫的写景抒情之句,与汉武帝时的天象并无关联。
《唐诗纪事》还举了李白的诗句:“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认为这里也有典故。是用陶弘景仙方所云:“断肠草不可食,其名美好,名芙蓉。”李白是否看到过陶弘景的仙方这两句,我们不得而知,但若把李白这四句诗,看做“芙蓉花”即“断肠草”,便不但诗文索然无味,而且文意亦欠通了。因为下文分明说“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说明芙蓉花指青年时,断肠草形容衰老之后, 如果同为一物,还有什么区别吗!如此硬找来历?,还不如不找为好。
其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是决不可能字字都从他人那里淘换来的。如李白的《蜀道难》中:“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古风》中“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秋浦歌》中赞扬铁匠的“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以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语句,也能够硬从古人那里找“来历”吗?又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语言, 也能从古人那里找到“来历”吗? 应该说,古人写诗,是重视词语的继承性的,但也决不是一味捡拾古人的牙慧,而是既重视继承,更重视创新和发展。硬说李杜的诗“无字无来历“非但言过其实,还恰恰是对他们的贬低,如果字字必求来历,还有什么新意境和新文采,他们又凭什么被尊为”仙“和”圣“?
包装可以哗众取宠,可以让人出名,可以带来经济利益,提高社会地位。但过度包装也可能招致不测,最难堪的是引来打假。
某些“武术大师”在媒体和一些文人的宣传中,通过各种附会,把自己的功夫包装得神乎其技,俨然一代宗师,结果引来了好事者的打假。更可悲的是,骗人骗久了,非但信徒们膜拜他的功夫,连他自己也信了,产生了自己真有绝世神功的错觉。于是欣然上台比武,结果被秒虐,一时间头破血流,形象碎了一地;而到了此时,“大师”还不忘附会,说是因为怕伤人,不敢使用内力,所以才有此败。
可见,附会最大的害处在于无视客观事实,误导和扭曲了人们的认知,使人们带着错误的预期投身实践,结果必然是与错误的对象产生错误的互动,导致错误的悲剧。中国人的附会恶习根深蒂固,由来已久,文人就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文风大有改善,但附会顽疾并未根除,时不时还会发作一番。文人在写作时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本着良心,艺术夸张也要基于事实和逻辑,勿使谬种流传,为害大众。
这个招数是啥名字?挨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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