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关于李敖的。在我印象中，李敖似乎永远在战斗的状态，言语犀利，行为狷介。不曾想起，他也不过只是个83岁的老头，免不了常人的生老病死。在2017年2月，李敖查出了脑部罹患肿瘤，医生告诉他“最多还能活3年”，5月，又因放射性治疗导致免疫力下降，感染急性肺炎住院，一度住进加护病房。
不过李敖就是李敖，面对疾病的应对方式也非常李敖：除了加编《李敖大全集》41—58本，他还要与优酷合作做一档视频访谈节目《再见李敖》，将在节目中与自己的家人、朋友、敌人见上一面，有可能是向他们逐一做最后的告别。他说这么做，“想通过这些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见证我人生的谢幕”。
这是一个睿智而勇敢的老人，在即将走到生命终点时，能够坦然面对。我非常期待这个老头在生命的尽头将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笔精神财富。
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老人，他还有能力、有机会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迎接人生的终点。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生命的方向。而很多人并没有他这样幸运。
二
朋友的父亲才退休体检出来脑胶质瘤，一种脑部的恶性肿瘤。朋友带着父亲来魔都求医，将期望寄于大城市医术高明的医生，结果却很残酷：医生直接给他说，手术治疗的代价太大了，手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一年，而且手术风险很大，肯定会瘫痪，失语。但如果不做手术，平均存活时间3个月。朋友没敢告诉父亲事情，自己陷于手术还是不手术的纠结中。如果手术，父亲很痛苦，也很有可能人才两空；可是如果不手术，他自己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明明知道手术后可能活的更长一点，怎么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爱的老父亲在三个月后不在人世呢？他问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因为不论哪一种选择对病人来讲都意味着生死的煎熬。然而，到底做出哪种决定，病人自己没有丝毫决定权。
三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医院实习时的一件事。同一个病房的两个病人在交谈，一个是手术后快要出院的病人A，一个是第二天快要手术的病人B。
A很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吃东西了，几天不吃东西馋坏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胆囊结石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B非常羡慕A：“真羡慕你啊，等我明天手术后病好了就能想吃啥就吃啥了。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就想来一个红烧肘子！哎呀，真是好吃啊。还有……”说得两眼放光，恨不得口水都流出来。
不过，B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胰腺癌，而且谁也没有预料到第二天的手术出现了意外，B再也没有醒过来。
胰腺癌病情发展迅速，而且即便是手术治疗，5年内的生存率也不高。同时，胰腺癌手术较一般的手术复杂，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包括手术的出血、术后的感染、胰瘘等等。
我想，如果B知道自己得的是胰腺癌，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是选择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有没有念念不忘再也不能吃到红烧肘子？
四
当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亲人做出重大医疗决策时，当我们纠结于手术还是保守治疗，亦或是放弃治疗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将选择权交给病人自己。也许我们以为的“对病人好”，有的时候不过是为了求得我们自己的“心安”，我们不过试图向别人证明：该试过的办法，我们都已经试过了，我尽力了。
可是，医疗决策并不是做选择题，很多时候并没有对错之分，很多时候也不是“尽力”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并且，医疗决策的主体是“病人”，并不是家属，也不是医生，只有病人本身才知道，在面临生与死的决策时，他自己究竟想要怎么做。有些人愿意承担手术风险、术后放化疗的痛苦等等来换取更长的生命时间；有些人则愿意从容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无限的可能。
不过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何谈医疗决策的选择权？？
而如果身份转换，当我们自己就是病人时，我们还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替自己做出的选择吗？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与死是生命不同的状态，生命始于诞生而终将必然走向死亡，死亡并不应该成为我们避讳的事情。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但是却有权利选择如何面对死，从这个角度来看，和生相比较，死亡似乎更“可爱”。有人说过，每个人自出生起，每一天都是走在死亡方向的道路上。但也正是死亡让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如蝼蚁般活着：在明知道死亡是唯一的结局，但依然卑微地活着，努力感受着生命的色彩。
所以，当我们的身份是亲属、是授权委托人时，当医生拿来一叠“知情同意书”让我们签字时，在我们落笔的瞬间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有什么权利来决定别人的生命？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和他/她有最亲密的关系，我就有这样的权利？我的选择能真实地反映他/她的想法，而不是残忍地剥夺了他/她对自己生命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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