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少数派，少数派注定孤独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加西亚·马尔克斯

菲利普·迪克有过一部短篇小说《少数派报告》，描述2054年的华盛顿，司法制度已能通过一种“心理科技”预知犯罪，并在凶手作案前将其逮捕，直到一名警官自己突然成为了“即将犯罪”的通缉犯……小说后来被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成了科幻电影。

菲利普·迪克是个鬼才，给许多好莱坞电影提供过小说原著，1962年的政治幻想小说《高堡奇人》获得过雨果奖。不过，我今天要说的与这个故事无关，也许和菲利普·迪克有关，最有关的仅仅是“少数派报告”这五个字。

我天生是一个少数派，在生活上是个少数派，在文学上也是个少数派。

”解药“

去年，我回到以前的家里，寻找一份十年前的合同，翻箱倒柜，意外找出一本“黑面抄”。黑色硬板纸封面的笔记本，纸张干脆泛黄，仿佛出土文物。那时还没使用电脑呢，许多闪过脑海的原始创意，就这样随手记在纸上。

黑面抄里夹着许多小纸条，布满自己都难以辨认的字，有些后来成了我的小说。这些褪色的圆珠笔字迹，出自世纪末的那一年——霎时明亮起来，点点滴滴，事无巨细。人们说不忘初心，我想感谢那时的自己，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拯救自己的“解药”。

文学，就是我的“解药”。

我读小学开始学画，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初三那年，我忽然想要考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我自己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背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名叫《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在1836年的作品，原作是高浮雕在巴黎凯旋门上。

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我去美专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科学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退货的。但至少，这样就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

我工作得很早，十九岁就在上海邮政上班了。刚开始，国企还被认为是不错的单位，起码不用担心丢饭碗。后来，不少同事跳槽到民营公司，或去了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有一天晚上，与几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吃饭，随意地问起互相的收入，而我的工资收入居然低到他们都不敢相信。

在单位里，我做着平凡而无聊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同事，能说一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也仅此而已。

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同事，我只遇到过一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公用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古典诗词上去。

那几年心情阴郁的时期，大概激发了倾诉的欲望，不倾诉给身边任何人听——只写给自己。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至今看来虽幼稚而拙劣，却真是一个特别的青春期。

我经常去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静安区图书馆等等，我一期不落地看《诗刊》，看《收获》和《当代》。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文学期刊上的莫言的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发现小说带给人的乐趣无穷。

我又读到了卡夫卡的《审判》《在流放地》《地洞》《乡村医生》《诉讼》……这个瘦弱的男人，无异于又给我打开了一方天地。我惊讶，初读《诉讼》我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因为我也处于一个上班的“单位”之中，不晓得明日往何处去？

那时候，我买了本王小波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开篇《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我读到王二与昆仑奴 “开始吃喝、谈笑，度过这漫漫长夜。当户外梨花飞舞，雪光如昼时，人不想沉沉睡去。这种感觉，古今无不同”。后面篇篇让人惊艳，原来世上还有这样写小说的。

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无事翻翻，常读常新。我更爱他的唐朝故事，《夜行记》是小说语言的满汉全席，《舅舅情人》柔情似水犹记终南山下雪白的骸骨。后有《东宫西宫》的小说和剧本。二十年后，尚无人能再像王小波一样写作。下一个黄金时代何日来临？至今，我仍然酷爱那句“古今无不同”。

2000年，我开始上网，尝试把最初写的小说，贴到当年的“榕树下”网站。记得第一篇，就是模仿王小波的唐人故事风格的《天宝大球场的陷落》，同样是一半古代一半现代。

从此，我的“解药”开始发挥药效了。

“不响”

用《繁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不响”的人。

2002年底，我被调到一个几乎是闲着没事的单位，负责撰写企业的史志和年鉴。在那里上班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工作的大楼有八十多年历史，每天面对许多发霉的档案，还有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公文，从清朝灭亡直到21世纪。

虽然，大多数人将之视为养老圣地，但我非常喜欢历史，尤其能面对大量数十年前的文字。我甚至找到了许多五四时期首次发表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

这段时间，我认识了《萌芽》的傅星老师，得以发表许多小说，一不留神成了畅销书作家。我忽然发现：一年写小说挣来的版税，超过了单位发给我工资的几十倍。

但我没选择离开，继续维持了大约两年时光。对我来说，上班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仅仅是完成一种义务。或者，上班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似乎我永远不能适应每天待在家里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状态。

又隔了两年，我决定办第一份杂志，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终于离开原来单位。我既不觉得离开得早，也不觉得离开得晚，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恰当的时机。

200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见到金宇澄老师。当时《上海文学》杂志发了一篇我的小说《小白买》，恰好金老师是我的责任编辑。一起参加作协的活动，我和金老师也聊了几句。我是个内向的人，整个活动过程中很少言语，金老师却跟大家说：“不要看小蔡不声不响，他的心里头很有想法呢。”

后来看了《繁花》，先是在弄堂论坛里，然后买了实体书，满心欢喜。不仅因为小说写得好，也因其中主要的两个地段，思南路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而长寿路与大自鸣钟，则是我从小长大以至于仍然生活的地方。看《繁花》，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而我想起他评价我的“不响”两个字——《繁花》的精华，不尽在“不响”之中吗？

“一夜”

我的短篇小说集《最漫长的那一夜》，说的最多的，是记忆。

博尔赫斯说，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

回想自己十八九岁，我依然感到有些遗憾——我没怎么享受过那个年纪的青春期应有的无忧无虑，我在朦胧地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担心或许终生都要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

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少年时原有的一切纯真与热情，渐渐被麻木不仁的生活所同化，渐渐为了几百元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渐渐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生命航道里随波逐流。

当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那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我的梦想小学时是考古学家，中学时变成画家，最后才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个作家。至今，我仍对“作家”两个字感到汗颜。

“一夜”带给我很多荣誉，带给我很多惊喜，甚至好多个文学奖。但我仍然感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有人说，我有很多大众读者，实在是个多数派。

但我仔细思量，在类型文学的圈子里，我太文艺；在纯文学的圈子里（也许还只是在门口晃悠），我又太类型，甚至被认为是“对传统文坛的一次大胆闯入”（郁达夫小说奖颁奖词）。

录入一下评委袁敏老师的点评吧——“作者原是一位写悬疑小说的畅销书作家，他把网络畅销的元素引入传统文学，这种碰撞和尝试很有意义，特别难得。”好吧，但我必须要承认，身为一个少数派，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孤独”

我是少数派，少数派注定孤独。

天性使然，我不喜欢扎堆，不喜欢与人交往。我滴酒不沾，也不抽烟，因此无缘各种酒桌聚会。我在作家圈有不少朋友，但从不呼朋唤友，也很遗憾不能像竹林七贤们那样豪爽地交往，更不可能像马尔克斯的客厅那样高朋满座。

去年，我去北京开了中国作协第九届代表大会。会上当然遇到了许多大家。比如迟子建，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小说，更喜欢她在某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话。正好住同一个宾馆，有一次，我们在电梯遇到，我轻轻说了一声“迟老师好”，她向我微笑点头。隔了几天，我又看到她要进电梯，我等了片刻才一起进来。

电梯里挤进来很多人，迟子建到十六楼，而我到十八楼。终于，电梯里没别人了，我才对她说了一句话：“迟老师，我很喜欢您的作品。”她很高兴，可惜楼层到了，只能匆匆告别。但，说出这句话本身，就让我很有单纯的幸福感。

还有舒婷，投票选举时，我发觉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女士，名字牌上是“舒婷”二字。这不是朦胧诗的女神吗？我没有打扰她，只是坐在后面，努力回想她的《致橡树》与《神女峰》。散会后，我装作不经意路过她身边，说了一声“舒婷老师好”。这是我跟她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不知以后还有无机会？我想，这就像诗的语言，言简意赅，足矣。

我想，真正的作家，肉体从不孤独，但内心孤独，孤独到没朋友。人一辈子能交的朋友是无限的，哪怕回头就忘；但人一辈子能写的字却很有限，是说有质量的字。各自孤独着，各自灿烂着。若真觉得好，说一声“你好”就能让自己很开心。

而少数派的我，更愿意像卡夫卡、王小波那样在孤独中写作，无论你读或不读，小说就在这儿，默默地绽放，再安静地凋零。

你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