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很多的老外晃来晃去
来大理前，就听说这是个老外云集的地方。他们喜欢大理胜过丽江。我在丽江时，曾经碰到过几个法国游客，他们告诉我，很头痛丽江太多的游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外们都躲到了大理。
我住的“榆安园”是个很大的客栈，它几乎被老外占领了。我来的第二天，起床后，站在门前一边望着树影婆娑的竹林，一边往脸上拍防晒霜。一个一米九几的金发小伙子拎着毛巾从水房方向走过来，非常年轻的脸，阳光灿烂的表情。
他冲我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大声说：“Morning!” 我回他“Morning!”那时我穿着棉袄，他穿着白色的短袖T恤，他就住在我隔壁。
中午我回来时，他的房间已经空了，他只给我留下一脸的笑容，像三月的花，倏然又消失了。
晚上我半躺在床上看书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两个韩国女人出来进去时断时续的说话，娇娇的腔调，拉长的尾音有些嗲嗲的温柔。她们像咕咕咕的小鸟一样说个没完，我迷迷糊糊地听着，被温暖的水包围了。
我没有见过这两个韩国邻居，她们就走了。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隔壁换成了一个法国小伙子，还有他的中国同伴。这个中国小伙子讲很漂亮的法语，我听了很久，几乎听不出任何口音，我很想见见这个讲一口漂亮法语的中国男孩。
（大理古城--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们了。中国男孩看上去很小，刚大学毕业的样子，白白的小脸，头上扎着花花的条纹头巾。法国小伙子很英俊，眉毛浓得像两柄利剑。他们正在租车要去洱海玩，我冲中国男孩笑着说：“你学法语的？”他点点头，一脸的傲慢，看得出他很骄傲自己的法语。我笑了一下，不想说什么，冲他们点点头就走了。
榆安园的大院子里散着三座竹亭，里面很宽大，摆着石桌，几把竹椅。院子里遍布高大的树，只有很少的阳光筛下来，亭子里并不经常有人坐。
我喜欢这里的清静，那个下午，我坐在亭子下面写信。一个法国姑娘从对面楼里跑出来，拿着手机打电话。法国女孩讲话应该是天下最动人的声音，娇娇软软，风情万种。她耸着肩膀，摇着手，身体语言格外丰富。她兴奋地说：“你知道这里有多美!......不用担心，我只带了一个小小的包，不会太辛苦......”我的信写了五页，她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在大理吃了太多辣椒，在丽江时刚痊愈的扁桃体炎又有复发的迹象，昨天，我的嗓子开始疼。我去买药，去菜市场买很多水果，大量地喝水。
下午，我提了壶开水拎着杯子，拿着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坐在有阳光的竹亭下面，安静地看书。我排出两把椅子，一把坐，一把放脚，很舒服地伸展着。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下来，颤颤地温暖着我的背。这是我第一次看安妮宝贝的书，体会到这个寂寞到底的女人与我相仿佛的行走在路上的心情，她也在不断地寻找，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看累了书，我转身，看到院子不远处，两个四五十岁的女老外坐在阳光下，一个背对着阳光看书，一个正把一大轴毛线圈在椅背上，一圈一圈地卷到毛线团上。这情景很亲切，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小时候我总帮妈妈做这件事，我手臂张得开开的，手腕上绕着毛线圈，妈妈坐在对面，毛线球越绕越大。这么多年过去了，连妈妈都不再打毛线了，可这个头发花白的外国女人在阳光下安静地卷着毛线，神情恬静。
那本书看到一半时，我再回头看她们，她已经在打毛衣了。她刚起了个头，织得很慢。我久久地看着她脸上的微笑，她是多么享受在下午三点的阳光和她的毛线里，我心头流过细细的香气。
晚上，我去不远的“阳光驿站”吃三明治。据说这里的中国女老板在维也纳生活了十多年，她开的酒吧很有欧洲风情，这里的热巧克力味道很醇厚。
我走到里间，有两个外国男人。一个在上网，一个边喝咖啡边写着什么。我坐下来，找了本书看。他们开始聊天，一个人说着纯正的伦敦英语，讲他在苍山坐索道的经历，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他们说得很热闹，在他们的注视下，我闷头吃着吞拿鱼三明治。原来，他们也住在榆安园，我本来很想说：“Me too.”但我什么也没说。
到了大理，我几乎不再说话，除了每天必须说的：
“这是今天的房钱。”
“要一份砂锅豆腐。”
“多少钱？”
“我不包车。”
我每天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像一条虫子，无声无息。
我走出“阳光驿站”，沿着洋人街走。路两边全是酒吧，装修的风格都非常欧化，大大的木桌摆在外面，蒙着充满民族风情的粗布，桌上再坐上一只插满杜鹃花的陶罐。
整条街几乎都是老外，他们坐在桌子前，喝咖啡，聊天，打纸牌，写着什么，或者就那么坐着，静静地看着路人。我在他们的目光里走着，我看着他们的表情，忽然觉得在大理，生活最怡然的人，是这群老外。那些在导游小旗子下乌央乌央一窝蜂地走过的中国旅行团充其量是在浏览着大理，而这群久住的老外，他们不赶时间，悠闲放松地生活着，每一天，他们都在真正感受着大理一点一滴的美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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