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 (一)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

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唐高宗。定年号永徽。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

高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共6年，即公元650-655年。

贞观遗风高宗自即位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

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太宗遗诏"辽东行事并停"，高宗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立妃王氏为皇后、萧氏为淑妃，效法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④当年，太宗亲撰《帝范》12篇以训导太子，高宗此时尽其所能努力实践。

例如，太宗命秘书省所著的《帝范》中有《戒盈》、《崇俭》两篇，高宗即位后很注意力行。

高宗叔父滕王李元婴"颇骄纵逸游"，"以弹弹人"、"以雪埋人"，恣意取乐，高宗赐书告诫这位叔父。滕王不听，又"数犯宪章"，高宗竟削减这位叔父"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以示惩劝。

再如，《帝范》中有《纳谏》一篇，高宗也极力仿效。左武侯属吏卢文操跳墙盗窃左藏库财物，高宗以其职司纠察，却自为盗，罪当死。谏议大夫萧钧以为，卢文操其罪难饶，但法不至死，若处以极刑，天下百姓必然会说"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人。

高宗最终免去卢文操死刑，并对周围的侍臣称赞萧钧为"真谏议也"。

总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

后来，睿宗时的一位监察御史韩琬，将太宗与高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实施情况作了一番系统比较："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 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厉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弗厚，裨贩弗蚩。"

此中，虽不免夸大之辞，但"永徽之治"作为"贞观之治"的延续，确也是事实。

因而，司马光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唐高宗朝的历史叙述里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

元舅弄权永徽之政的另一个方面，过去谈论较少，这就是长孙无忌要巩固既得权益。

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

为巩固既得权益，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这就是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真实意图。

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对他并不很放心，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帝范》。然而，书中却"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结果，仅仅永徽的6年间，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高宗的兄长，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为太子。

长孙无忌以身兼数职的勋贵重臣的身份向太宗建议"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甚至质问长孙无忌，是不是因为吴王恪不是你的亲外甥？虽然太宗遵从长孙意愿立晋王为太子，但吴王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

高宗即位后，元舅辅政，"深所忌嫉"吴王恪。永徽三、四年之交，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

性格懦弱且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的高宗，对此一言不发。倒是吴王恪理解同父异母的弟弟，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以自己身死形灭的结局提醒高宗防止外戚专政干乱朝政。

紧接着，长孙无忌又与褚遂良等大臣联手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给"，将其配流象州，江夏王病死路途。

历来史家对此事件愤愤不平，写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

在元舅与"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素称懦弱的高宗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移情于后宫。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王皇后不能生养，萧淑妃所生素节几岁时便能诵古诗赋500余言，深为高宗所喜爱，萧淑妃也因此受宠。

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的后宫矛盾，也逾越宫墙反映到朝堂上，自然是依元舅及遗臣的意图办。王皇后的舅舅柳奭时为中书令，劝皇后立后宫刘氏所生陈王忠为皇太子，一以巩固皇后地位，二则可断萧淑妃将来当皇太后的路。王皇后便让柳奭走长孙的门路，于是长孙与褚遂良等一起出面，"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

在后宫，高宗想宠爱萧淑妃、喜爱萧妃所生素节，也要受到皇后、元舅的干涉，高宗只得寄情于当年太宗的才人武氏。结果，引出了太宗、长孙等根本想象不到的局面。这一变化，正是发端于元舅弄权的"永徽之治"期间。

　引用：

    《全唐文》卷304《上睿宗论时政疏》。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胡三省注。

　《旧唐书》卷76《吴王恪传》。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

　《旧唐书》卷60"史臣曰"。

　《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

(3)  后宫风波不断

太宗才人武氏，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4-705年），正是在"永徽之治"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

太宗去世后，才人武氏随同其他宫人一道被安置在长安城中的感业寺，削发为尼，陪伴"青灯古佛"。先前，高宗被立为太子之后，"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晚年，常不住长安(指巡御在东都洛阳)，太子便与这位仅比他大4岁的才人发生了暧昧关系。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太宗去世周年，高宗到感业寺祭拜行香，见到已经削发的昔日情人，"武氏泣，上亦泣"，双双落泪。"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纳）之后宫，欲以间（萧）淑妃之宠。"武氏被王皇后作为抵消萧淑妃恩宠的工具，最迟不过永徽二年便被召入宫中。"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

昭仪，正二品，位列九嫔之首，仅次于正一品的淑妃、德妃、良妃(宸妃)、贤妃。

正当长孙无忌等谋立太子忠，冤杀吴王恪、江夏王道宗，"窃弄威权" 之际，高宗对后宫王皇后、萧淑妃"更相谮诉"、争风吃醋也越来越烦恼，因而"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武昭仪利用后、妃之间的矛盾，"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高宗总共12个子女，最后的4男2女都是武氏生养，足见其独占帷房和专宠的情况了。

然而，要以武昭仪取代王皇后，懦弱的高宗说什么也下不了决心。永徽五年初，武昭仪以惨痛的代价，亲手葬送了刚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女儿，使高宗误以为是王皇后所为，"由是有废立之志"。首先是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罢相，接着便是高宗与武昭仪一道去走"元舅"的门路，幻想得到支持。

在种种厚赏、封其子官爵之后，高宗以王皇后无子、武昭仪已生子，欲行废立。可长孙"元舅"置若罔闻，"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武昭仪又让其生母杨氏到长孙府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高宗"畏大臣不从"，主要是"畏"元舅"不从"。果然，长孙无忌"不顺旨"，事情就难办。

武昭仪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再指望元老望族的支持，而在长孙集团以外寻求声援。第一步，敕禁王皇后母魏国夫人"不得入宫"，切断王皇后交通外廷的联系；再贬王皇后舅舅柳奭为州刺史，使已然失宠的王皇后更加孤立。进而，在长孙集团的对立面"潜布腹心"。从内部分化瓦解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中陇右贵戚集团。

中书舍人李义府正为长孙无忌贬黜，叩閤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立即破格提升为中书侍郎。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长孙集团的举动，有了对立面的监视，很快便能够传入宫中。

永徽六年九月，长时间看"元舅"脸色行事的高宗不再像先前那样"懦弱"，执意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

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以死争之"，高宗"大怒"，不再管他是什么"顾命大臣"，命武德殿宫殿禁卫立即将其带出朝堂。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纷纷上疏"濒死固谏"，高宗"皆不纳"。

随后，战功卓著的司空李勣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得到这一暗示和支持，废立皇后之意"遂决"。

高宗于是在三两天之内亲自下制诏绕开中书门下省，贬谪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十月中旬，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数日后，立武昭仪为皇后。

唐高宗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