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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大国梦 -下
当苏联面对着一堆复杂而危险的“铁疙瘩”手足无措时，美国则把那批科学家安置在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高薪优待，潜心研究。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29分45秒，一颗比太阳还要刺眼的光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默多尔空军基地的沙漠中乍然出现，那声巨大的爆炸宛如从地狱传来，整个美国西南部都感到了大地的震颤。尽管试验之前，大部分科学家都明白这会是一只杀人如麻的魔鬼，可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还是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数秒之后，缓缓上升的蘑菇云向全世界宣布：核时代已然到来。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面对着对人类生存都能造成威胁的爆炸，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心情十分复杂。
原子的时代，也是魔鬼的时代。
魔鬼出笼后的第一个猎物，是日本。
（三）
1945年7月，强弩之末的日本不甘失败，仍然进行着最后的疯狂。30日，杜鲁门发布命令：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的条件下，立即在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四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
这里的“特种炸弹”便是原子弹，原子弹最终选择的目标是广岛和长崎。
这是它第一次实战，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实战。
第一次实战，就取得了惊人的战绩。
“我闻到了一股石膏的气味，脸上和肩膀被烧灼的很疼，喘不上气来。我站起来走到外面，四周依然是一片黑暗，只能分辨出一棵树的影子，树枝就像妖怪一样舞动......周围是可怕的寂静，我抬头看着天空，太阳仿佛成了巨大的满月。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部讲述地球和一颗小行星相撞的科幻影片，想这是不是宇宙中发生了不寻常事情？一切似乎都被毁灭了。”死里逃生的依田彻痛苦的回忆道。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10万余平民死亡，8万多人受伤的灾难性后果，广岛和长崎也瞬间由人间化为了地狱......
今天，关于“美军投掷原子弹的行为是否违背伦理”的话题仍争论不休，问题很简单：
日本政府的罪责为何要让那些被炸死的无辜者买单？
法西斯国家的普通民众到底应不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
这的确是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没有人能给出完美的答案，但下面一段略有删减的证词或许会给我们启迪。
这是一段世界上唯一一位曾经参与两次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维尼在美国国会上陈述的证词：
“我是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维尼，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法西斯总是打着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理应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军人和平民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像任何战争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胜利。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多少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遭受苦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人民，是他们以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痛苦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
在证词的最后，查尔斯.斯维尼说：“感谢上帝让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
我能够理解查尔斯.斯维尼的心情，它定如我们牺牲的几千万同胞的生命一样沉重；我也为那十几万日本平民感到悲哀，他们都是丈夫、妻子和小孩。
对于战争，我们应当醒悟。
对于核，我们应当恐惧。
美国的原子弹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也炸醒了高高在上的苏联。
对斯大林来说，美国的核爆炸无疑是建国以来收到的最坏消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威胁。为了与西方分庭抗礼，苏联也开始秘密研制核武器。
终于，在世界上第一颗“蘑菇”升空的四年后，苏联的原子弹也于1949年8月29日凌晨4时试验成功。
又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
这对全世界普通的人民来说应该是个噩耗，可对于聪明的政客来说，却是莫大的福音。因为伴随着核爆升腾起来的不只有粉尘，还有一个崭新的外交时代：原子外交。
以原子弹巨大的威力影响国家之间各项事务的处理，这便是原子外交。它还有另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核讹诈。
核讹诈究竟意味着什么？
读懂了下面这篇故事，也就读懂了核讹诈。
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打击了贵族势力，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但地位却不可靠。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为了满足一下宠臣达摩克利斯的贪欲，便把宫殿交托给他，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这个追求虚荣、热衷于权势的达摩克利斯非常高兴，大办庆祝宴会。可当他在敬酒之际，突然抬头看到在自己坐位的正上方，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眼看就要掉在头上，吓得他离席而逃。这时迪奥尼修斯便走出来说道：达摩克利斯头上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王上的危险象征，至于王上的幸福和安乐，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
这是一篇古老而耐人寻味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权力意味着责任，得到伴随着付出。
同时，它也告诉我们：致命的危险，一直夹杂在和平与幸福之中。
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西方的核武器正如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
第一次，1950年，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让联军损失惨重，心情烦闷的杜鲁门寝食难安，思索着如何才能重掌战局，力挫志愿军的锐气。这时，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在其脑海浮现，他阴冷一笑，在白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美国第八集团军在中共军队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联合国部队正向南溃退，请问总统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处理军事局势，包括我们所能使用的每一种武器。”杜鲁门淡淡的讲。
“白宫是不是曾经积极考虑过使用原子弹？”聪明的记者不再啰嗦，直奔众人心中的主题。
“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的考虑使用它。”杜鲁门直言不讳，颇有几分自得。
第二次，1953年，金门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又势如破竹解放了江山，台湾危在旦夕。蒋介石坐不住了，美国更坐不住了。在白宫召开关于台湾问题的紧急会议后，艾森豪威尔故技重施，又召开了记者吹风会。
“请允许我做一个假设，在亚洲的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会不会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记者的提问向来对“核”乐此不疲。
“是的！”如杜鲁门一般无二的坚定。
第三次，1961年，香港。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对英国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从战略上讲它已经是我们在远东地区最后的反共堡垒了，基于政治考虑我们不能放弃它。”
中国的渐渐崛起，让“偷了东西”的英国寝食难安，于是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为了能睡个好觉，便开出一剂良方：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
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丛林法则。
逢战必核，逢利必核，逢欺必核，逢诈必核。
这也是核国家千年不变的招数。
虽然我们凭借着不信邪、不怕鬼、大不了重回山上打游击的无畏气概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核讹诈，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维护国家独立不可能没有牺牲，中国是个农业国，原子弹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会倒退几年，但我们可以等。”彭德怀的话听起来，多少夹杂着几分无奈。
魔高一尺，道就要高一丈。
假如战争真的爆发，谁能确保广岛长崎之灾不会在中国身上重演？
毛泽东曾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原子弹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是吓唬人的，其实并不可怕”。
可他还说过：“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并不是毛泽东朝言夕改，而是现实告诉他，这只“纸老虎”真的是一头骇人的猛兽。
没有它，我们拥有的所谓和平将如泡沫般，一触就破；有了它，才能真正的护佑这片属于我们的土地，才能在百年沉疴之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大国。
朋友来了有好酒，猛兽来了有猎枪。要想反对核武器，我们首先应该拥有核武器。
就这样，从来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开始了无比艰难的求“核”之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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