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老二N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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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余又看了一遍《呐喊》，意外发现“Q”的形状就是一张麻木冷漠的国民的脸，五官都可以被忽略掉，外加一个丑陋无比的辫子。阿Q的翻身，不仅是为了天下太平、自由，他的翻身，是最好能睡地主的小老婆。
一讲到革命，他就已经把村里那些女人的样子想了一遍了，觉得革命以后他都可以占有。法国革命也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可能不想睡地主的老婆，但想砍地主及其老婆的脑袋。法国革命的基础是启蒙运动，卢梭讲天赋人权，伏尔泰讲自由平等，狄德罗讲理性崇拜，讲了一遍过后，还是要拿掉人的脑袋。阿Q吃亏以后无法反抗，但可以从别处拿回来，于是，更多的人吃亏了，就有更多的人去拿回来。
康德的一个总结很有名，他说法国启蒙主义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人和人的智力、财力、能力天差地别，但是差距再大，一个人也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
中国人分十等，自己的脑袋瞧不起自己的屁股，自己的手还看不起自己的脚，屁股决定的事情，过后大脑又要反悔，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却又要拿手指指点点，有时候是手脚脑袋屁股都出了问题。于是用大嗓门自说自话，说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审美，而是自己狗屁不通的见地。
儿时常去村公社广场看三下乡演出，演员们一个个说着小段子一边跳“大神”，村长政府工作人员就必须一个个发瓜子花生一边像赶鸭子似的把乡亲们聚起来拍照。有时候演员们也打野球耍闲棍，唠嗑说话啥的，演员台上大喊：大地，我的母亲，我爱你。于是趴下去亲吻土地，这是个很好笑的事，一个农民会去亲吻土地吗？于是乡亲们摇头晃脑指手画脚，这不是傻X吗？土地里面有粪都不知道。所以说，那些乡土的符号，都是做给城里人看的。
有时候我们摇身一变，变成了阿Q加狂人。男女谈恋爱就是这样，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就秀肌肉脸蛋，没钱没肌肉的就谈梦想讲生活，和女孩子吹文化。涓生当初就是这样对子君文化洗脑的，后来已悲剧结尾，鲁迅对这场革命贡献最大，也最早怀疑革命能否成功。
鲁迅的呐喊是成功了的，有人听见了，科学，理论上是胜利了，今天中国人都相信科学。但也未必全部，因为还有一些科学是不能被怀疑的，而科学的精神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怀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距离科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过，我们现在的位置很尴尬：科学可以解释的世界，不存在；而新的世界，科学解释不了。
民主，理论上，也胜利了，民主也有几种。一种是，你是民，我是主。当然这个是错误的。第二种非常普遍，要为民服务，要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这句话看上去对，实际上有问题。“为民作主”，主语无论是谁，总之自己没法作主，才需要有人作主，你说我们需要清官吗？本身民主就不需要清官的存在。
世上美好的东西，大多数被用来遮丑。有多少道貌岸然被用来掩盖男盗女娼，有多少正气凛然被用来掩饰卑鄙阴险，要干卑鄙之事，必定先打上神圣的旗号，要为丑恶之行，必定披上正义的外衣。还是有些在观望，有人在嘲笑，有人在躲避，生怕下一句就是要革命。嬉笑戏弄一下，赖已生存的自尊只要不是彻底崩塌了，一切都好说。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蚤子。”读她的文字就是记不住故事。她的小说像湿漉漉的纸，眼看里面的女人嘶吼着，愤恨着，掉着渣，马上就要把纸撕破，可就是好好的，倔强着孤冷的活着。这种感觉怪怪的，就如沈从文的《边城》，这么多好人合作做了一件坏事，看完一声唏嘘，满脸泪光。更让人吃惊的，是郁达夫的《沉沦》，男主人公啥都正事都没干，就自慰，偷窥，在野地里偷听别人做爱，跑到妓院里，但没有做成，在妓院里写爱国诗，然后就没有了。
这种文字，和革命，民主，科学与进化论没关系，倒是和灵魂紧密相连。生活中，本就没有太多坏人，我们都是活在满是好人的世界。人，有时候也是“吃话”填饱肚子的，所以要当心点，别不小心吃多了撑胀了，虽然都要拉屎，但是拉不出来就很难受。
所以蝴蝶是什么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处传播，说得好听是媒婆，说得不好听就是性行业的经纪人。花呢，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鲁迅说，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事实上，她的确是这样的。又是人间四月天，社交网站满屏蝴蝶加花朵，那些生殖器还五颜六色摇曳多姿，多么漂亮，如此可爱，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被我们展览参观爱护，我们对着这些生殖器，感叹幸福生活的样子，想象着灵魂的美好。
这个世界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自觉参与了可怕的事情，不自觉就干了可怕的事，还满心欢喜沉迷其中。
除了你自己思想，不要写别的东西在你的灵魂上，如果可以，把灵魂实名认证一下，让她是你的唯一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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