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P139:
终极拯救者的防御方式不如个人独特性的信念有效。不仅因为它更容易破灭,而且也因为它所固有的对人的限制性。
克尔凯郭尔就凭直觉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对比“冒险”(凸显、个体化、独特性)与“不去冒险”(融合、嵌入、相信终极拯救者)之间的危险时,有一个奇特的描述:……冒险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有损失。不去冒险是明智的。可是不去冒险非常容易丧失即使在最危险的冒险中也很难丧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如果我的冒险出了差错,那么生命会用它的惩罚来帮助我。可是如果我完全不去冒险的话,那谁来帮我呢?再说,以最高意义讲,即使通过完全不去冒险(以最高意义来讲,正是冒险使人意识到自己)我就算获得了一切凡世的利益……却丧失自己。那有什么意义?
“不去冒险”使人一直嵌入他人之中,很可能导致他承受巨大的危险——失去自己,无法探索或发展自身内部多种多样的潜能。
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P138:
个体在身体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历史的镜像。在人类信念中,最明显最清楚的社会属性就是,存在着一个全能的拯救者:永远关注着、热爱着、保护着我们的力量或物质。
有些人不是在超自然生命中找到拯救者,而是从尘世的环境中,找到一个领导者或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数千年来,人类以这种方式克服死亡恐惧,出于对某些崇高地位或人格化目标的热忱,而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
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P141:
在人生中,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能够提供相当多的慰藉,并且这种效应是顺畅而无形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自己信念系统的结构,直到这个信念系统无法达到它的目标,或是如海德格尔所言,出现“机器故障”时才会意识到它。有很多原因能导致防御的崩溃,引发心理病理的出现。
致死性疾病。 或许,致死性疾病是对终极拯救者效能的最严酷考验。许多人深受打击,他们投入大量精力以维持他们的信念,即保护者是存在的并且是有力量的。显而易见,医生是拯救者角色的最佳候选人,这使得医患关系变得紧张而复杂。一方面,病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把拯救者的外衣套在医生身上;然而另一方面,医生也乐于套上这件外衣,因为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医生强化自身独特性信念的方法。两者的结果都一样:医生变得过度膨胀,病人的态度也常常过于恭顺。
事实上,许多病人以非常奇特的方式,通过隐藏心理甚至身体痛楚的重要信息使医生保持成功治疗者的角色。因此,对于病人的绝望,医生通常最后一个才知道。
对否认的坚持,每个人的强度有所不同,然而在不可抗拒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否认最终都会瓦解。在得知自己无药可救时,病人的反应是灾难性的。他们感到愤怒、受骗、遭到背叛。可是,能对谁愤怒呢?对宇宙吗?对命运吗?很多病人会对无法治愈他们的医生愤怒——并不是因为医术失败而生气,而是对于他们无法化身为终极拯救者感到愤怒。
抑郁。席尔瓦诺阿瑞提在对精神病性抑郁病人的研究中,描述了一个核心主题,即病人患抑郁之前业已存在且为抑郁“打下基础”的生活观念。他的病人生活在一种间接的状态;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重要的他人”或“重要的目标”。
为了“重要的他人”而活的人,就是试图与提供保护和生活意义的人合而为一。重要他人可能是配偶、母亲、父亲、情人、治疗师,或是拟人化的商业或社会机构。这种生活观念的崩溃,可能有很多原因:重要他人可能会死亡、离开、不再关爱和注意,或是表现出难以担当重任。
当病人认识到自己的生活观念失败时,常常感觉备受打击;他们可能感觉自己为冒牌货牺牲了一段生活。然而,他们却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进行应付。
病人可能尝试重建关系,或是寻找另一段关系。如果这些努力失败的话,病人就没有资源可用了,并且会感到空虚和自我否定。重建另外一种生活观念,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病人不去质疑基本的信念体系,反而认为自己不好或毫无价值,以至于不配得到终极拯救者的关爱和保护。此外,他们无意识地认为痛苦和自我牺牲可以作为求取关爱的最后一搏,从而助长了抑郁。于是,他们因为失去爱而哀伤,又保持哀伤以重新获得爱。
受虐狂。我已经描述了与终极拯救者信念过度膨胀有关的一系列行为:自我贬低、惧怕失去爱、被动、依赖、自我牺牲、拒绝长大、信念崩溃时的抑郁。每一种行为在严重时都会产生特征性的临床症候群。当自我牺牲处于支配地位时,病人就被称为“受虐狂”。
被惩罚就是被保护;被捆绑、幽禁或者被约束起来都是美好的:意味着设定了界限,而且它们是由强有力的人设定的。
病人似乎必须理解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虽然治疗师能够有所帮助,但那是在治疗师所能提供的限度之内的。治疗就像生活一样,不可避免的基调是个人的努力和独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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