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前世缘

提起故宫，脑海里总能想到北京紫禁城的皇家威严，红墙阔道。然而在遥远的台北，那里也伫立着一座故宫，里面珍藏着我们华夏的文明。打开《台北故宫》，随着周兵先生的视角，开始了解这座宫殿的前世今生。

                            一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时，就有人提出将故宫文物转移，以避战火的建议。只是当时，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大多北京普通市民则反对国宝迁移，他们认为这时迁移，无疑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直至1933年1月，随着局势恶化，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后，协调各方，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经过慎重的挑选，考究的装箱，1933年2月5日天黑后，大批文物从紫禁城正式启运。“列车开启后，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至陇海线，再转津浦线......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后条件恶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徙的文物。虽是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毁损或丢失。”这次转移，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文献等精品在内，前后总共五批合计19557箱文物抵沪。

                            二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于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文物仍分五批，从上海运抵南京。然而，1937年8月，仅隔一年，上海沦陷，南京危机。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已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故宫文物迁徙中，最艰难的一段便由此开始了。

转移中:

南路为"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由庄严、那志良等人押运。

中路为"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安山古镇"，由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等人押运。

北路为"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由马彦祥、王志鸿等人押运。

时值国家飘零，车船物资紧缺，文物运输还要经常躲避日军轰炸，难民肆意。南路途经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待到北路押运时已然冬季，宝鸡到汉中，要冒着风雪翻越海拔三千米的秦岭，待到汉中，汉中又遭日军轰炸，国民政府一纸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蜀道难于上青天，其中艰险，自不必说。然而，常言道“古物有灵”，尽管面对重重阻碍，19557箱文物也就这么穿越遍地狼烟，途中遭遇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直至各自找到了隐蔽的地方，喘息稍歇。

文物这一躲避，就在外躲避了六年。“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在各地的文物开始着手东归。到了1947年9月，凝聚着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又回到了南京朝天宫......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时局日坏。1948年11月，徐蚌战事激烈，翁文浩、傅斯年、李济、杭立武等人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和藏书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鼎轮、海沪轮和昆仑舰在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由南京下关码头驶向台湾。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和档案共5522箱，数量虽不及抗战期间南迁文物，质量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四

除文物的迁徙，书中也介绍了很多与国宝转移休戚相关的人物。社会动荡中为国宝转移四处奔走的杭立武，在最后撤离大陆时，愿放弃自己的全部积蓄，换取张大千78幅敦煌临摹壁画随飞机离开；曾主持中国仰韶文化遗址和殷墟挖掘的李济，随文物迁台后，晚年因台湾并无多少古可考而些许落寞；而蒋复璁因想买的书在台湾买不到，“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又都放在台中，大家也看不到，在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己的决心，花费了大概十年的时间，使得“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了，搞图书馆的他，也出乎意料的当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

“垂死尤怀故国心”，在台湾，国宝有了安身之处，而迁居台湾的文人们，精神世界可有安居之处？以前读于右任的国殇，只觉气势磅礴，现在更有种去国怀乡的悲悯。随着老一辈人的离世，想必这种“客居”之情，也会逐步褪化，直至消失殆尽吧。

于台北故宫几十年的历史中，最核心的莫过于这批文物颠沛流离的过程。重回北京，不见得是这批文物的命运，但祖国的统一，势必是历史的归程。届时，三希帖聚首，富春图团圆，不单单是在台北才能看到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