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说谎的代价
1959年，二分场终于有了自己的“子弟小学”，1-4年级，四个班，没有统一的校舍，四个班分在不同的地方上课，像支“读书游击队”。
摆脱了借读生活，我们都有一种“得解放”的感觉，听听我们这学校的名字，“农场子弟小学”，子弟俩字多牛啊，多温暖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有种强烈的归属感，背上简易的小书包，走进不在同一处的简易教室，大家都周身暖暖的，母亲为我铸造的读书梦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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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心里还是有几分忐忑，学校是自己的，却不知老师是什么样的，万一再遇到个江老师，那可就惨了，江老师给我们的刺激实在是太强烈了。
见到车老师那一刹那，我们瞬间傻眼。车老师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瘦瘦的，漫长脸，黑黑的，没有一丝笑容，小眼睛，光芒凌厉，目光扫过我们时，感觉是把小刀子。
我再次涌起了退学的念头。我的姥姥死得很早，根本没见过，姥爷偶尔会来农场看看母亲，却对我很冷漠，每次来都宣传他的读书无用论，劝说父母让我去放猪，父亲过于随和，就犹犹豫豫，后来竟满口答应，母亲却坚决拒绝，有一次竟说，孩子是我的，你别管，惹得姥爷很不高兴。有段时间，我对父亲也很不满意，怪他太没主见，心想，你自己怎么不去放猪呢？
然而见了车老师，就想起江老师，读书的心冷到冰点，就有了去放猪的念头。
没想到，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车老师不但有了笑容，才华也渐渐显露，原来他不是江老师，他是半路出家当老师过于紧张。
车老师能写一手怪异的好字：歪体字。那一年，我们作业本上的字全是斜的，细长，向右歪着，大家攀比着歪，为了歪起来方便，我们就进行了创新，写字时都把作业本歪着放，写出来的字，没有最歪，只有更歪。有个最能歪的同学，写出来的字就像一排排躺在地上睡觉的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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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几个同学在我家写作业，母亲看我们的本子都是歪着放，好生奇怪，便拿过我的本子，看到我写的那一篇篇整齐划一的歪体字，不禁怒从心头起，质问道：“教你练了那么多字都白练了？这写的啥字呀，歪七扭八的，都得病了？”
我解释，是老师让这么写的，母亲不信，就拿过别人的本子翻看，果然一个比一个歪。母亲奇怪地看着我们问：“你们老师这是演的哪一出？真邪性。”
几个孩子齐刷刷地看着母亲，都是满脸的困惑。
母亲对我说：“别人我不管，你不许写歪的，还像我教你那样写。”
我实话实说：“不敢，车老师很厉害的。”
我在母亲和老师之间，只能选择服从老师。
母亲犹豫了一下也就屈从了：“算了，那就先歪着吧，等换了别的老师再正过来。”
其实，我们根本不懂把字写正和写歪有什么区别，哪种写法更好，更正规，但车老师写歪体字时速度很快，远远超过母亲写字的速度，他的歪体字不但能用铅笔写，还能用钢笔写，用粉笔写，光粉笔字就能写出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煞是好看，我们对车老师由误会到佩服，由佩服到信任，由信任到崇拜，这种崇拜竟然转化成一种难得的温暖。
我们每篇作业都是一行行一页页的歪体字，车老师则用蘸着红墨水的笔在结尾处批上一个大大的“阅”字，也是歪体字，歪度和我们差不多，却比我们歪得帅气，每当看到车老师那个歪歪的批注，就有种暖流从眼睛传递到心间，再慢慢弥漫全身，那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一种认同感，甚至是一种无距感，这种感觉远比获得一次口头表扬或让老师给补一次衣服，来得更有感染力。
车老师还很会讲故事，除了什么七侠五义，就是妖魔鬼怪，有段时间，他每天都抽出一节课偷偷给我们讲鬼故事，怕被外人知道，他就告诫我们，回家不许和家长说，要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以后就再也不讲了，我们听得很上瘾，就争先恐后地向车老师承诺，回家后绝不说真话，但每次做了这种承诺后，我心里都有种对父母的愧疚感，这种感觉在慢慢削减我对车老师的信任，私下里和另一个同学交流过，他和我的看法差不多，觉得老师让我们说谎不好，但我们还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没和父母说出实情，毕竟我们太爱听鬼故事了。
每次开讲鬼故事，车老师都把教室门窗关得严严的，还用几张报纸把一扇危险的窗子遮住，好像怕妖魔鬼怪钻进来似的，有一天，车老师正在讲“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没想到，讲到高潮之处，分场领导赵支书却钻了进来，原来有个同学没守住秘密，他父母知道后就告诉了赵支书。
赵支书还是那个赵叔，为了办教育，他牺牲了文艺，犯人演戏的舞台成了二年级的教室。赵支书说：“用俱乐部舞台讲九妖十八洞，还不如让犯人唱戏呢”，顺带着，赵支书也说了歪体字的事，认为写歪字不正规，毕竟上级发下来的课本上不是歪体字，他看过的上级文件也不是歪体字。
后来几个听鬼故事瘾头太大的同学就跑到车老师家里，央求他继续讲完“九妖十八洞”，无奈之下，他坚持在家里讲完了故事的结尾，就坚决改邪归正，再也不讲了。
自从车老师不再讲鬼故事，也不再写歪体字，他的脾气似乎也变了，在黑板上写字的速度明显变慢，说话的音调也失去了热情，我们上课时有种寒冷袭背的感觉，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威信也直线下降。
这件事验证了当初母亲的预料，得知此事，她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来歪的不行吧，从小就写歪的，长大后想正过来就不容易了。
人为什么要说谎，这个命题太大，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述洋洋千万言。用最浅显的理解去表述，谎言的分类不外乎善意的和恶意的，至于为什么要说谎，也不外乎那么几条：讨别人欢心，夸耀自己和自我保护。有专家论述，说谎和欺骗是生物为了更好地繁衍而进化出的本领，所以婴儿刚学会说话时就会说谎。
无论说谎有多少理由，无论善意的谎言有多美好多高尚，老师教学生说谎总是不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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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遇到的无数事实却证明，车老师为讲鬼故事说的谎，实在没那么不美好，甚至还有点高尚，起码他说谎没有私心，没有个人目的，没有不良企图，只不过为了哄学生开心，一个偏僻之地半路出家的小学老师，在那样一个初级阶段的小学校，你还能站在政治的高处去审视他的行为么，讲讲鬼故事，和以后电视上大肆播放西游记、封神演义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因为功课好，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都坐了直升机，从二年级直接飞到了四年级。借光飞到四年级的还有那个胆大的二愣子，他不但胆大，年龄也大。大龄，让他成为“特长生”。
四年级的老师姓姜，是个“二劳改”。
有些犯人刑满释放就留在农场劳动，继续接受监督改造，这样的人就被称作“二劳改”。本来刑满释放就已经罪罚相抵，但那个年代却不行，犯了罪，就永远被钉在人生的耻辱柱上，永远接受人们的监督与歧视，能让“二劳改”当老师，说明分场的领导已经十分开明，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管教干部里有文化的人太少，再说，总不能让管犯人的人，放下犯人来管学生吧。
果然如母亲所料，换了老师就可以把字正过来写了。
二劳改姜老师不但不写歪字，还正得十分漂亮，只是写得很慢，每堂课他都要花费不少时间慢慢悠悠地写“板书”，写几行，他就会后退两步，自我欣赏地盯着黑板左看右看，发现哪个字不满意，就擦掉重写，有的字会一连重写三四遍，直到满意为止。
奇怪的是，姜老师这么好的字却是用三个指头写出来的，他的另两个指头不知去向，他不说，我们也不敢问，这两个指头就成了个巨大的悬念，还带来个不大不小的危害，因为每堂课我都要盯着他那三个写字的指头看，为那空缺的两个指头浪费时间去琢磨，想象着他那手指头背后的故事，猜想着他因什么犯的罪，是不是和那两个指头有关，我甚至想，姜老师啊，如果不光彩，你就撒个谎，讲讲那两个指头，我们也就心安了，可他偏就舍不得撒个谎。
可没多久，他却自编自导地上演了一出撒谎闹剧，给我们带来很坏的影响。
他的课讲得很不错，竟然惊动了总场学校的领导，便安排他带上全班同学到总场场部上“公开课”，就是讲一篇新课文，进行观摩教学。这可是个露脸的好机会，姜老师喜出望外，提前做了周密部署，把要讲的新课文在班上做了好几天的预习，甚至老师会提问什么问题，由谁来回答都进行了精心演练，他还严厉警告我们：不许对外泄露实情！
公开课开始了，那是一场具有超前意识的表演秀，场部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十几名教师都坐在下面，姜老师穿着一件新衬衫，衬衫是系在裤腰里的，显得够精神，脚上穿的居然是一双皮鞋，这让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姜老师这身打扮，显得自己很有气场，也让全班同学都跟着提气，大家信心十足地配合老师开演了“观摩戏”，万没想到，刚开演就穿帮了。
姜老师示范读了课文，然后就开始在黑板上写生字，刚写了两三个字，后面听课的老师就有人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姜老师面带微笑地念他演练过的台词：“我读完了课文，有几个生字，看看同学们是不是记住了，我来提问一下。”
可能是姜老师作假心虚，刹那间冒出来个担忧，怕学生回答问题太流利就露出马脚，竟临时更改了套路，耍了个欲盖弥彰的小花招。
可他那点临时起意的小心思，我们学生哪懂啊。
姜老师最先点名的是那个胆大却学习不好的二愣子。
姜老师的教鞭指着黑板上那个漂亮的“浊”字。
二愣子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歪站着读：“混”，他把“浊”读成了“混”，其实也不算太离谱。
如果这时姜老师让二愣子坐下，赶快回到原来的脚本，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姜老师偏偏不知哪根弦儿搭错，又好像有小鬼上身，竟使劲皱了皱眉头，不满地追问了一句：“什么？你再读一遍!”
众目睽睽之下，二愣子很没面子，他在三合屯勇斗江师霸的一幕上演了，大声说：“在家排练时也没安排我念生字啊，你安排的不是那谁谁吗？”
说着，二愣子还手指着两个同学，大声说：“读生字的是他，还有她，也没有我啊！”
我赶忙回头偷看听课的领导和老师，发现他们正在窃窃私语。再看姜老师，他头上已经冒出虚汗，脸红得像蒙了一块红布，尴尬中慌忙让二愣子坐下。
二愣子坐下后还有点忿忿不平，又说了句：“要是早安排我，我能不认识么？”二愣子毕竟比在三合屯时长大了两岁，比以前懂了点事，再说毕竟不是借读生了，集体荣誉感还是有点，要不然，给你重演个模仿秀，来个公鸡打鸣，学个放屁再掀翻桌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姜老师稳定了一下情绪，想尽快扭转不利局面，就面向大家：“我刚才读课文时读过这个字，现在谁来说说，这个字究竟念什么？”
同学们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配戏了，剧情完全在剧本之外，演练时安排的一男一女两个同学都低着头不敢举手。姜老师又扫视了一下其他同学，问：“谁来回答？”
其他人也都蒙圈，不知道该举手呢还是不该举手呢？所以就没人举手。
姜老师还算是个老实人，没有一点急中生智的本事，其实很简单，你自己把那个字念出来，再让大家跟着读两遍不就完了么，可他偏偏就和那两个字较上了劲，出了岔子竟不知道如何演下去了，站在那里极为尴尬，一堂兴师动众的观摩课就稀里糊涂结束了。
我们都替姜老师的前程捏了一把汗，他毕竟是个“二劳改”啊，被开除了咋办，换个老师再写歪字，咋办？
事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都述说着自己心里的不好受，攀比着谁更心碎，继而就发出质疑，不明白姜老师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地先提问二愣子，有些脑瓜灵活的同学就开始献计献策，说以后再作假时应该怎么做才能不露馅儿。
估计我们学会说话后就说过谎，为了躲避父母和老师的责怪，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随口而出的谎言或许每天都有，也毫无记忆了，姜老师率领下的成规模有预谋的说谎，我们却是第一次遇到，也把大家说谎的能力提高了一大步。
事情过后，姜老师只是被批评了一下，并没受到其他处罚，可他却为自己的说谎造假行为付出了小小的代价，也遭遇了不少次尴尬，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捡粪评比活动。
那年冬天，为了响应大跃进号召，学校开展了捡粪评比活动，每个班级划定一个地方，学生们捡的牛粪马粪就自己送到指定地点，开学时再向老师上报自己的成绩，成绩是以“筐”为单位计算的。有了姜老师上公开课作假的先例，我们就比其他班级的同学狡猾了不少，为了获得奖励，就大着胆子攀比着虚报，姜老师也没去粪堆实地查看一下，就乐滋滋地把数字上报，等待着领导的表扬，结果可想而知，他上报的数字比实际成果多出好几倍，这下惹恼了其他班级，纷纷进行质疑，姜老师很尴尬，不得不向领导检讨，可当他批评我们时，很多同学表示不服，二愣子自然又站了出来，说撒谎是跟老师学的，这让姜老师憋气又窝火。
后来，我们得知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父亲回家也会说说那些放卫星、亩产万斤粮的奇闻异事，再后来，我们就被各种标语口号，各种充满豪情的诗歌包围，一颗小心脏也被激励得像个小兔子似的蹦蹦乱跳，有一次开朗诵会，我还朗诵了一首著名的打油诗，那是在报纸上看来的：
“天上没有龙王，
地上没有玉皇。
我就是龙王，
我就是玉皇。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有点豪情万丈的意思吧？报纸上说，这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成果，还有一首打油诗，据说是农民自己创作的：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近太阳吸袋烟。”
的确够浪漫的，每个人都打了鸡血，劲头都用在了吹牛上，我们被撒谎说大话的氛围包裹着，想想自己捡粪时虚报的那点成绩，真是羞愧不已，我们不能不重新评价姜老师，原来他才是先进分子。
然而，犯人种的水稻没有堆上天，也没人能凑近太阳吸烟，我们很快就品尝了大饥荒的苦涩，才知道那些所谓的浪漫主义，不过是吹牛撒谎，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若干年后踏入社会才慢慢明白，原来撒谎吹牛之风从没有中断过，它是深入骨髓的，昼夜不停地流淌在社会的血液里，各种无耻的说谎，甚至弥天大谎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为了一己私利，某些官员可以把荒山刷上绿油漆伪造绿化成果，许多贪赃枉法的无耻之徒更是满口的清正廉明，他们的罪恶虽说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却无不和说谎相关联，说谎，简直成了社会的癌症。
我偶尔会奇怪地想，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他们也经历过各种姜老师的熏陶么？他们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意说谎的呢？他们说谎造成恶果后，内心有过愧疚么？有过失眠么？做过噩梦么？想过他们自己的孩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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