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统一，而欧洲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地理因素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确实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区域面积仅仅在150万-200万平方公里之间。而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北非、西亚、东欧等地，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
统一这个任务对欧洲来说艰巨得多。
但是请注意，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长时间统一。
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版图甚至超过今日中国，但是古代中国的版图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
因此，地理条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
1、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
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统一就在这个地区形成可能。
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简单。春秋之初，仅有两个权力阶层：君主和贵族。
春秋早期，中国北方地区国家的军队大多数由贵族所控制，因此战争往往有助于该地区贵族势力的发展。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中叶，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不断坐大，就出现了“封建危机”，导致“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当年的贵族摇身一变成了国君。
在晋国，魏、韩、赵等贵族势力在分晋前，已经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逐渐推行旨在削弱他们属下的贵族势力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非世袭性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三家分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三国先后发起了以法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改革。魏国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实力大增，称雄战国，并迫使其他国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旨在强国厉兵的国家改革浪潮。
与欧洲相比，没有教廷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抗拒，再加上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均走向式微，战国时的国家因此就能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毫无阻挡走向强大。
所以，中国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而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因此改革相对容易推行。同时，秦国因为发起改革较晚，而能借鉴他国之经验。因此秦国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国更为彻底的改革。
改革后，秦国借助其有利的地形，攻击各国，不久就在战国七雄中取得一国独大的地位。一个“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逐渐形成。
“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欧洲没有能形成大统一的两个重大原因。
但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家独大使得“现实主义”成了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
任何类似于“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等以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观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于是，不但反秦“合纵”难以持续，各国还“以邻为壑”，试图把秦国这一祸水引向地方。秦国因此能施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把中国带向统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还避免了一种“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为了吸引民众从军，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方法，当然一个国家不会仅仅依赖一种策略来动员民众参战。
- 用金钱来雇佣民众
- 通过一种意识形态，让人们觉得是为自己命运而战
- 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通过强制来胁迫民众从军，并通过奖励勇敢来鼓励献身
战国时代的法家改革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强制能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直接采用了第三种方法，这就组织了“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楚国的法家改革比较不成功，楚国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势力因此得以延续。正是有着很强的贵族文化和贵族认同的存在，使得楚国成了战国七雄中唯一出现了屈原这样能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塑造为“爱国主义者”的地方。
而一旦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类思潮，国家就会像一个个公司，政治家们可以自由跳槽，择木而栖。民族主义的缺乏也在这一意义上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2、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的？
秦朝在始皇帝统一中国15年后就走向崩溃。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今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
古代帝国都会面临一个公共困境：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国所需面对的一个重大约束条件。
面对这一问题，古代帝国采取过以下对策：
- 通过军事威慑和外交手段迫使周边的部落领袖向中央政权效忠，虽然效忠后当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领袖自治管理
- 通过强制周边部落的领袖把他们的儿子送往中央作为人质，以加强对周边的控制
- 向周边地区派出特使或官员，对其进行直接控制
前两种方法有着共同的弊病，就是中央政权一旦走向衰落，周边贵族就树倒猢狲散，甚至转而效忠敌国，加速帝国的垮台。
而第三种方法虽然比前两者有效，但是在通信和控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中央不能保证派出人员不与地方势力勾结，甚至经营独立王国，造成尾大不掉。
因此，为了提高对帝国辽阔国土的管理能力和减低控制代价，古代帝国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
一般来说，一个帝国会同时运用四种方法，但是成熟的帝国会主要运用三四两种方法，而原始的帝国依赖一二种方法。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手段的发展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个是西周的统治者为了和商朝遗民达成和解，宣称周是天命的合法继承者。“天命观”在其出现时有着强烈的宣传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者将天命思想系统化，此后该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础论述。
但是，“天命观”的背后却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统治者。
另一个是，西周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形态，就是派遣王室成员到各战略要地建立邦国，并建立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对各邦国诸侯进行控制。这一作法深化了血缘关系在政治中持续的重要性，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
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系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
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与了帝国的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期，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
与儒学相比，佛教有着一种统治阶级不喜欢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怀。何况，佛教追求来世轻视今世，难以与儒学在政治层面进行竞争。
中国历史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背后都有着相似的原因，那就是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
所以汉朝是就形成的“儒法国家”政治形态就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结构与人事的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这一局限。
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19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家一般都会把这一形态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而现代的学者更会把WG等悲剧看作是由于中国大一统而带来的结果。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德国、日本、苏联、柬埔寨、伊拉克等许多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中都发生过。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黑暗面，属于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
由于有着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中国在错误和正确的道路上都会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在将经历了WG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在世界上创造另一种奇迹。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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