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现代知识分子的儒家情怀

文/浔古

    当走进某一本书卷中，可以读到的是世间万象。于万千纷杂的琐事中抽身离开，安逸的寻找着另一处天地。《应物兄》正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化当中，应如何自处。儒家，非儒家；君子，非君子。修齐治平，也许仅仅是徘徊在修身，而复归于养性。余英时先生以“士”这一精神的缺失而倍感痛惜。所谓儒，当有君子之风。孔子有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之道，在先秦之时便已然有无数人坚持着前行。自己素来是不愿将儒家与宗教相联系，中国的传统即是在于自始而终是以考虑现世之事。正如有宋人所言“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

    在宋之理学之前，自东汉末年所盛行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不断的冲击着儒家，或是魏晋之时谈玄遁世，或是唐时的卫道正经，从韩愈道统说，再到理学的兴起。唐人论佛，与宋人谈佛，便显得较为浅显。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更是充满着数不清的争执。范缜的《神灭论》便是其中之一，与佛教所称的“轮回”说针锋相对。而当以佛释儒之风渐渐兴起，两宋之时，多为儒释道皆通的儒门士人。张载以佛学原理，为宋时理学，定下了基本的发展框架，辅之阴阳学问，理学由此成为宋以后，士人所共同坚守的一份良知。

    宋时理学，因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于宋时理学，常有误解。言必称“四书”“五经”，似乎文必行“八股”，便是对思想的禁锢，进而，思想的禁锢，便是近代以来所受的一切屈辱的根源。而将其根源，便追溯至宋时理学。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已然已经不起仔细琢磨。西方科技，源于实验室，其缜密的逻辑，精确的数据，科学的分析，使之在两次科技革命之下，领先于东方。而反观于东方中华文明，自先秦始，便在致力于社会政治架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天下模式，科学技术皆以农业为核心，儒家在佛教的冲击下，不断完善，成为理学。而理学正是儒门，内圣外王中，外王的延展，理学世界观的塑造之下，是儒家不至于倒向消极遁世的不作为，而至于明时心学之时，更是汲取禅宗，是儒家增其张力。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之盛，同样是中国人最本质的性格有关。或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言“心中有佛，劈柴打水亦是修行”。佛教在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同样开始了注重现世的修行。一切最初魏晋佛像，面目狰狞，而到了唐时，佛像的面容便显得圆润慈善。当鸠摩罗什自西域走进中原，云岗、龙门两大石窟随之而起。寺宇普遍，僧众增多，更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次武宗灭佛的事迹，亦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至于两宋之时，民间所流传的如佛印与苏东坡的故事，或是如济公的故事。佛教至此，已然已彻底的融入进了中华文明当中。

    儒家素以入世立命，而至于近代，却渐显断层。随着西学东渐，史观更迭。面对传统，渐多了不同的声音。或是一力排斥，或是保守固守，而至于儒家的走向究竟应何去何从，则处在历史的拐点。如钱穆、梁漱溟等人则开现代新儒学的先河。时至今时今日，儒家本源精神依旧流淌在每一个读书人骨子里。《应物兄》中所涉，便是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儒家情怀。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所谓应物之名，便是由此而来。应物兄，本是一个直言直语的人，后跟其导师乔木以后，渐渐开始三缄其口，一肚子的话只是自己和自己的舌头打架，成为于一所大学成为一名研究儒学的学者。因《孔子传》一书而小有名气，在应出版商的要求下，不得以而将原定为《孔子是条丧家犬》书名，而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是然，“狗”与“犬”在语境本就不同，一位学者的坚持，却终究是什么也不曾改变，而主人公应物兄的名字，本为应物，却因编辑的失误，添了一个“兄”字。从而，应物兄的名字便广为流传。

      现代知识分子的儒家情怀，由此可见一般，无论是在小说中关于《儒驴》而引申的对于柳宗元《黔之驴》的讨论，更或是关于儒家与商业的合作。《应物兄》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而对于儒家精神的探讨，亦不会终止。从文中来，从文中去。处在这世上的我们，所思所想，终有所限。一卷书，一行人，或许那便是曾经所坚持的。所谓儒，则当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所谓儒，当有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