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早晨进餐之前，司礼监太监韦泰疾行至内阁，紧急传呼道：
“宣召四先生！”
内阁大臣叩问韦泰：
皇帝紧急召见，所为何事？
韦泰回答：
“不知道。”
韦泰口中的“四先生”，就是其时的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
四先生中，徐溥时为内阁首辅。
关于徐溥，其在明孝宗弘治时期的履历大体如下：
朱祐樘即位（公元1487年）后，徐溥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进职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晋升为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公元1492年）任首辅；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加少傅，任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农历二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以眼病祈请归乡，朱祐樘眷顾慰留，很久才予以许可，朝廷对他恩赉有加。
首辅徐溥之外，其他三先生刘健、谢迁、李东阳均为参与机务的阁臣。
这三位先生在明孝宗弘治时期的履历简要如下：
刘健：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朱祐樘即位，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春，成为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大明会典》修成后，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拜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谢迁：弘治八年（1495年），朝廷命他同李东阳入内阁参与机务；随即，晋升为詹事，并继续兼任侍讲学士；此后，皇太子出阁时，又加封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李东阳：早在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时，就进入内阁任事：因徐溥等人奏请，升礼部右侍郎，兼任侍讲学士，专门负责内阁诰敕的撰写；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以原官与谢迁受命进入内阁，参预机务，自此，正式成为阁臣；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皇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赐予太子少保、以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教导太子。
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位，还一起被皇帝赏赐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
听到皇帝宣召，四位匆忙整理好冠戴服袍，前往文华殿。
文华殿，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位于外朝协和门以东，与武英殿东西遥对；初为皇帝常御之便殿，明英宗（朱祁镇）天顺、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两朝，太子践祚之前，先摄事于文华殿；后因太子大都年幼，不能参与政事，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仍改为皇帝便殿，后为经筵之所，建筑随之改作黄琉璃瓦顶；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在殿后添建了圣济殿；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文华殿建筑大都被毁。
四先生到达文华殿，拜见皇帝。他们叩头完毕，朱祐樘说道：
“近前！”
于是，四位内阁大臣直至御榻之下，叩首待命。
此时，司礼监的诸位太监都环绕跪地，围在案几之侧。
众人就位之后，朱祐樘说是：
“看文书。”
诸位太监取来奏本，交付大臣徐溥、刘健；然后，又分别布置摆放朱砚朱笔，并交付几张小纸片给李东阳和谢迁。
每一个奏本上来之后，朱祐樘都会说：
“交与先生辈商量！”
徐溥等看完奏本、一起商议后，确定批复之辞；然后，按照次序向皇帝说明陈奏；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将批复之辞抄录在纸上，呈进上去。
朱祐樘阅览之后，亲自在本面之上进行批示。
对于内阁拟定的批复之辞，朱祐樘或者修改更正三两个字，或者直接删除一两个句子。
在内阁大臣李东阳的眼中，皇帝批示奏本之时，真可谓是：
应手疾书，宸翰清逸，略无滞碍！
其间，有山西巡抚的奏本，朱祐樘回头问道：
“这一本想要提拘讯问一位副总兵，应该提拘讯问吗？”
大臣刘健等人回答道：
“这件事情较轻，恐怕没有必要提拘讯问副总兵，只需要提拘都指挥以下的三个人讯问就可以了。”
听大臣这么说，朱祐樘道是：
“然而，边地的事情重大，小官也不能不提拘啊。”
又有一本，乃是礼部所上，四位大臣拟定的批复之辞只有一个“是”字。
见此，朱祐樘说道：
“天下之事，也都是大事，还是要看看奏本内所奏之事。如果仅仅批一个‘是’字，惟恐会有所遗漏缺失。”
于是，朱祐樘取来礼部奏本，仔细阅览之后，说是：
“这一本，的确只需要批一个‘是’字就足够了！”
还有一个奏本，大臣刘健上奏道：
“这一本所奏的事情很多，臣等带回去仔细看过之后，再行拟定批复之辞。”
朱祐樘听刘健这么说，他道是：
“文书还多着呢，都要一起看下去才是，闲着的话，就在这里商量处理，岂不是好？”
听皇帝这么讲话，四位内阁大臣一起回答道：
“诺！”
再后来，朱祐樘又指着剩下的奏本，对左右之人说是：
“这些都是通常所行的事体，不过就是知会所在衙门知道罢了。”
于是，大家都叩头请退。
这时，朱祐樘又回头对左右侍从说道：
“安排吃茶！”
随后，内阁大臣退出文华们，尚膳监的内官已经捧着茶在等候了。看到大臣出来，章太监笑着说道：
“茶已经准备好了！”
大约是这次皇帝紧急召进，尚膳监没有提前备好茶水，这是紧急办理之后，才准备停当的。
关于此次召见处理政务，李东阳曾说：
自明英宗天顺年间至此，四十年间，先帝（朱祁镇）与当今皇上刚即位，这一时期，皇帝召见内阁，也不过是讲说一句、两句话而已。这一次，是在当日的经筵结束之后，有这样的召见安排，才得以窥视皇帝天质明睿，庙算周详，圣上仁心的宽厚真是不可测量啊！并且，自此之后，似乎就这样习以为常地处理奏本了。
所以，李东阳将此事谨慎记录，作为此事通行的开端之载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明·李东阳《燕对录》
2．《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徐溥传·刘健传·谢迁传·李东阳传》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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