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涛，来自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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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乘车途经海德堡，当车长通过车上的广播预报前方到站海德堡时，心情难以平静，又想起了在这里学习、生活40余年的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不由自主地拿起行李，临时决定在这里下车。
普略克（Plöck）是一条窄细的街道，就在大学附近，两旁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房子。66号，雅斯贝尔斯夫妇曾于1923年至1948年在这里居住过25年之久，现在是“新教学生教区之家”。尽管故居就在马路前，但由于马路上并没有什么车辆经过，显得异常得安静。就是在这里，从1933年至1945年间雅斯贝尔斯夫妇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极不平静的日子。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雅斯贝尔斯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之前他的“基本态度一直是严格地非政治的”。随着一次大战的爆发，雅斯贝尔斯在政治上受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重大影响：捍卫彻底的自由主义精神、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多样性以及西方传统的伟大基础，这些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尽管在一次大战期间和战后雅斯贝尔斯已经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但他还是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政治问题，在他的课堂和著作中他都没有谈及这一颇为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关涉到基于把人的生命作赌注的权利的严重性。我并不具有谈论政治问题的合法性。”但在1933年以后，不论雅斯贝尔斯是否愿意，他都被卷入了一场血腥的政治运动——纳粹专制之中。
早在1933年，雅斯贝尔斯就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管理机构，他也不屑再参与大学的事物了，因为这时大学的纳粹化已经完成，其状况令人绝望。学者们背叛了科学精神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纷纷参与到纳粹的政治中去。1935年他也被迫放弃了哲学系领导职务。尽管在这之前他没有任何对帝国政府的反叛行为，但只因为他妻子格尔特鲁德（Gertrud）是犹太人这一条，他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禁令愈来愈苛刻，作为犹太人他们不可以从事医生、法官、教授、律师、教师或职员的职业，此外他们也不准上大学。1938年以后，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都被砸毁，并且不许他们重新开业。之后又规定犹太人不许在旅馆过夜，这对雅斯贝尔斯夫妇来讲，不再有可能回奥尔登堡老家看父母了，由于雅斯贝尔斯身体的缘故，他们一般必须在法兰克福的旅馆过夜。后来更是愈演愈烈，所有的饭馆和咖啡馆门口都挂有“犹太人不受欢迎”的牌子。犹太人出行必须要佩戴一个黄色的星标，以便人们马上可以认出他是犹太人来。只因格尔特鲁德的丈夫雅斯贝尔斯是雅利安人的缘故，她才没被强迫佩戴这样的星。1937年7月末的一个星期二，就在这一天雅斯贝尔斯接到了设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州政府通过大学转发给他的通知：根据重新安排政府职员规定第6条，“为了精简管理机构，……雅斯贝尔斯教授将退休。”
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在傍晚5-6点间做完了他的讲座，之后他非常平静但又意味深长地说道：“哲学讲座现在停止了，但哲学思考还将继续。”尽管学生们对这位即将“退休”的哲学教授的最后两句话报以经久的掌声，但帝国还是以它的特权阻止了雅斯贝尔斯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期间雅斯贝尔斯在法兰克福“自由德意志主教议事会议”处举办的有关存在哲学的讲座也被迫取消。
1938年之后雅斯贝尔斯的出版权利也被剥夺，这样他同公众交流的另一种方式也被阻断了，数额有限的养老金使得他在经济上出现了危机，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随便购书了。后来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回忆说，这之前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在海德堡主大街的克斯特书店把新出版的所有的书都翻一遍，每次都挑走一摞子书。当时跟他还有联系的学生们发现了教授的窘迫，就自发凑了些钱送给了雅斯贝尔斯，供他购书之用。学生们赠给他的支票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终止，这使得雅斯贝尔斯更加珍惜这些书籍：“这说明我们应当在我们德意志共同的命运之中，为我们的哲学部分，为我们的崇高的、而常常又停滞的传统奉献我们的力量。”雅斯贝尔斯对学生们的无私相助，感激不尽。
1938年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问雅斯贝尔斯：你为什么还在写书呢？它不仅不能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掉。雅斯贝尔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人不能未卜先知，我喜欢写书；我所思考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这之后他家的女佣也被盖世太保带走，后来给他家安排了一个“半雅利安种”的狂热纳粹分子做女佣，实际上是用来监视雅斯贝尔斯夫妇。由于形势所迫，他将两皮箱未完成的手稿交给了他的女学生德莱舍尔（Wilhelmine Drescher），由她带到她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保存。这其中包括1947年得以出版的《论真理》（Von der Wahrheit）一书的手稿。
这之后，雅斯贝尔斯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并且他妻子随时都可能被盖世太保送往纳粹集中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尽管雅斯贝尔斯对德意志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但他还是准备与妻子一起随时离开德国。格尔特鲁德的表兄格特沙尔克（Paul Gottschalk）在美国跟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密切接触，希望他们能在普林斯顿学院为雅斯贝尔斯谋一个位置写推荐信。爱因斯坦为此倒是写了几封信，但他并不想推荐雅斯贝尔斯，因为在他看来，雅氏哲学跟黑格尔的哲学一样，是“醉汉的胡言乱语”。而托马斯·曼只是说道：“噢，他现在终于也想到这里来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耀。”一直到1951年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大学任职后，曼的邀请才迟迟到来。雅斯贝尔斯当然对此断然拒绝。
最后的一次努力是在1941年，当时瑞士巴塞尔自由科学基金会邀请雅斯贝尔斯在大学里主持为期两年的讲座。尽管雅斯贝尔斯同意了，但他妻子却被通知不许离开德国。格尔特鲁德为了不想连累自己的丈夫，她准备了“佛罗那”（Veronal）——一种强烈的安眠药，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他们俩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雅斯贝尔斯在1940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但是这部著作（指《论真理》）不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可以机械从事的。如果在我没有与格尔特鲁德偕死的情况下人们将殛灭她——强迫的离散也将等同于死亡，自愿的离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的著作也就消亡：只有出自我们坚贞的忠诚之本身，它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存在和这部著作的实体。”这再次证明了他所认为的哲学思维本身与思维实践是密不可分的。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信念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要杀掉他的妻子，那就得连同他一块杀掉。
这一段时间的每一次的门铃声都会让他们惊魂不定，看到一批批的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更使他们忐忑不安。由于好心人的帮助，格尔特鲁德曾三次被藏在朋友亨克（Emil Henk）的家里。雅斯贝尔斯有一次对他的学生德莱施尔说：我真的需要一把手枪，只需要轻轻地一扣一切就都结束了。手枪他倒是没准备，自杀的毒药却一直放在他家的橱柜中，夜间则放在了床头柜上。
“只有我们做好自杀的准备，这个新生活才成为可以忍受的。任何人都已经无权使我们逗留于世，因为没有人会再无条件地帮助我们。”（1939年2月11日日记）
“我也许滞留于此，只要我准备妥当，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偕同格尔特鲁德一起赴死。从现在起，生命必须在这一限度、这一威胁下过活。”（1939年3月17日日记）
“其时仿佛心灵沉睡了，全部创造力都萎困疲痹，上帝全然隐没，超越无声无息：恐惧如一场枯死病，覆盖了整个心灵。能够赴死的力量在那时便是否定性的姿态——可以从中萌生出崭新的灵魂的终极。”（1940年3月11日日记）
“无论如何，为摆脱惨烈的痛苦和延宕的处决的自杀，几乎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一个人在经受死亡的勇气和忍受最为巨大折磨的勇气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所被迫采取的行动。”（1942年10月3日日记）
这样无法逃避或改变的境况，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中曾被称作“临界状况”（Grenzsituationen），而对这样境况的意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同时也是哲学最深邃的根源。雅斯贝尔斯对这一“状况”认识的获得，除了在历史上和哲学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第三帝国的上述亲身经历。如果说1932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哲学》（Philosophie）第二卷第二部分对“个别临界状况”的考察（这其中包括：1. 对死的知和临界状况；2. 最亲近者的死；3. 我的死）只是理论上的思考的话，那么独裁统治下生活的恐怖声：每次的门铃声都可能预示着自己或妻子的被捕，目睹自己的同胞死于纳粹统治的梦魇，以及对死亡刻骨铭心的体验，才使得他的理论在现实之中得到了印证。只不过这个代价太大了。
柏林方面预谋于1945年4月14日将雅斯贝尔斯夫妇遣送走，以作为“最后解决”的措施。只不过美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海德堡：3月30日美军将海德堡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出来，雅斯贝尔斯夫妇也因此摆脱了在劫难逃的厄运。
尽管雅斯贝尔斯后来指出，纳粹的专制这一突出事件，具有重新确立方向和再次评估人的效应，它的冲击为既存的一切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例证，但这实际上只是“痛定思痛”的理性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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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德国六年的生涯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德国乃至欧洲各地拜谒我所敬重的几位哲学大师墓地时的情景。雅斯贝尔斯当然是其中重要一位。
1948年，雅斯贝尔斯带着对当时德国政治形势的失望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海德堡，来到了瑞士的巴塞尔，直到1969年去世，他一直生活在这座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交界处的城市里。这座至今不过20万人口的小城，拥有着30多座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巴塞尔一直被认为是瑞士德语文化的心脏。自15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就与欧洲所发生的重大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事件息息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始建于1460年的巴塞尔大学，这是瑞士最为古老的一所大学。据说在1869年的时候，25岁的尼采在未进行论文答辩的情况下，被他的导师——李奇斯（F. W. Ritschs）从莱比锡大学推荐到了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文献学的编外教授。正是在这里尼采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荷马与古典语言学”就职演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年正值风华正茂的尼采，在巴城的文化界如何春风得意，写下了“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的著名箴言。
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讲解罪责问题
对巴塞尔我早已是魂牵梦绕，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尼采，也因为荣格，更因为雅斯贝尔斯。但直到2000年深秋的11月初，我才有时间和机会去巴塞尔，为了几个小时的瞻仰，我还在波恩的瑞士领事馆办了签证。
巴塞尔的雄利（Hörnli）墓地，占地近五十公顷，是当地最大的墓地。当工作人员得知我是专门从德国赶来瞻仰雅斯贝尔斯墓地的时候，颇为感动。他用对话机叫来了一部小面包车，接着我便被送往了雅氏墓地。面包车迅速地行驶着，透过玻璃，我看到墓区内绿树成荫、灌木丛生，在浓密的树木后常常隐藏着不同风格、形状各异的各式墓碑。
当面包车慢慢停下的时候，我请求司机不要告诉我雅氏的墓具体在哪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雅斯贝尔斯夫人合葬之墓。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那一米见方之地就是这位伟人的葬身之所。当我小心翼翼地将刮落在墓碑上的树叶捡起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小雨。我手里攥着树叶，呆呆地站立在那里，刹那间仿佛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全归了虚幻。当教堂清凉的钟声唤回骤然失去的意识时，我着实感到墓地在凄凄的风、昏暗的云以及淅沥沥的雨中煞是凄凉，好像大自然也趁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智者表示哀悼。据说，雅斯贝尔斯在遗嘱中希望自己丧事从简，而一生相伴他的妻子格尔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在丈夫去世后的讣告中只写下了：“我终生的伴侣卡尔·雅斯贝尔斯今日去世”这句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话。
拜扫完雅斯贝尔斯的墓地，我并没有知趣地坐上在一旁一直在等候我的面包车，而是独自漫步离去。四处望去，满目青色，诺大的墓园，几十公顷，仿佛唯有我一人独在。尽管墓的主人们都不复存在了，但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来说，这也许是新的开始。体验死亡的宁静也许只是对我们这些活在尘世的人而言的。天刚刚落过小雨，湿漉漉的草木散发着一阵阵的清香，正是这些逝去的智者，引导着我们这些迷途的生者。想着刚刚拜谒过的墓，又想起平时百看不厌的大师著作，我不禁想到，人类的文明常常是由一些让人触景生情的象征物维系的，墓地、故居、遗物等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正是如此。我们读书，总不若切身在他的故居里，在他的坟墓前……那样感触深切。孟老夫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想到此，于是乎我也附庸风雅，口占一绝：
谒雅公墓
寻圣陵前叶落秋，
高风化雨润悲愁。
碑碣满目苍丛里，
游子惟拜雅公丘。
之后，当我乘车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在奥大街（Austraße）126号的雅斯贝尔斯故居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在这座和周围其它房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的普通房子前，我徘徊良久。这引起了一位留着八字胡、80岁左右的慈祥老人注意。当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爽朗地笑了，赶紧热烈地同我握手。原来他曾于60年代初亲自聆听过雅斯贝尔斯的教诲。
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我们要了两杯意大利咖啡，老人向我娓娓讲述了这位哲学大师当年的音容笑貌……
老人回忆说，当时雅斯贝尔斯的讲座大都安排在傍晚时刻。“那时教授先生正在讲授《超验的符号》（Chiffren der Transzendenz）的课。记得是在主楼的大礼堂进行的。他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教授先生到了礼堂之后，习惯于从中间那条通道从从容容地缓步走向讲台。到了斜面的讲桌前，他会将自己的手表摘下来放在上面，然后坐下，开始演讲。教授先生演讲时声音不大，但铿锵有力，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非常自信。因为他是北方人，在巴塞尔，我们还是很容易听出他的北方口音的。”老人说到这里不禁冲我诡秘地笑了一笑。
从谈话中听得出，老人对雅斯贝尔斯很尊敬，一直称他为教授先生。“教授先生在讲演的过程中偶尔也看看讲台上的表。尽管讲台上放着讲稿，但他常常会自由发挥，有时也会一连翻好几页他的讲稿。”是的，作为20世纪的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按讲稿读出来的，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当下的哲学思考。因为哲学的意义就在当下，而我们只有一种实在，亦即此时、此地。老人又品了品已经凉了的咖啡，用手擦了擦粘在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胡须上的咖啡沫，接着说道：“每次演讲之后，教授先生都不会马上离去，他的周围站满了向他提问的学生，也有一些学生等着让教授先生在他们的听课证上签名。教授先生的动作虽然有些迟缓，但每次都非常耐心地予以解释或从容地签名。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先生由于身体的缘故，基本上每次都由夫人陪同前来讲课。主楼的大门口停着一辆接送他们的汽车，讲座之后会送他们夫妇回到奥大街他们的住处去。这差不多是教授先生在大学所享有的唯一‘特权’了……。”
当我乘车离开巴塞尔，又看到流向德国的莱茵河，我让司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的河水在险峻的山路之中汹涌澎湃，川流不息。莱茵河在流经德国全境之后，经荷兰而流入陪伴了雅斯贝尔斯整个童年的北海——“正是这种坦坦荡荡、辽阔无边、奔腾不息的性格铸就了雅斯贝尔斯理性的真正特征。”我看着有气吞山河之势的莱茵河水，不禁又朝雅斯贝尔斯墓地的方向望去。据说他之所以购买这块坟地，为的是从这里一直可以“眺望德国”，从而在死后与祖国永远厮守。当车子重又回到德国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这一条在瑞士一段的蜿蜒曲折的德国母亲河，想着最终被埋葬在异国的雅斯贝尔斯，心中不禁感到一丝怅惘。
回到波恩家中，我仿照韩愈的《题楚昭王庙》这首七言绝句，写下了如下的两行诗句，以表达我参拜雅氏墓地时的心境：
犹有后人怀旧德，
几滴秋雨祭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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