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三的时候，董燕生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
主题不是什么新鲜的横空出世的东西，而是董老师非常熟悉的堂吉柯德与翻译——lingüística y memoria.
但这份熟悉呢，实在比老生常谈要高出太多个段位，是这位八十岁老人一字一句举手投足间的风骨。
讲座是一点开始的，是面向亚洲语言文化的西班牙本科生的。
而近一点的时候，会议厅已是乌压压的一片，一半是西班牙人，一半是从马德里各高校赶来的中国学生。
当Pilar老师进来的时候，有了第一波人头攒动。而后，董老师进来，大家像是追星一样地，一下子激动了起来，鼓起了掌，不住地说董老师好、董老师好。
董老经过我身后的时候，还一直和大家点头致意，连说同学们好。
这一切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是后生对前辈的尊敬，是现今难有的心甘情愿与尊师重道。
Pilar老师简单地做了一个开场白，随后就是这位国内西语届泰斗的主场。
大家是不安生的，不等老师开口，就一个劲儿地鼓掌致意，而董老师马上站了起来，向我们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这次讲座，是围绕对于一个译者而言翻译上存在哪些困难为主题的，所举的例子都是董老亲身经历的，辅以堂吉柯德的几个中文译本为参照。（讲座内容整理在最下面啦～）
原本一个小时的讲座，因着董老风趣幽默，被听众的热情打散，延绵到三点才结束。
浮生有梦——向长者、前辈致敬
结束前，董老回答了学生的几个问题，是很引人深思的。
有人问，翻译过程中总是很难将原文原汁原味地翻译成目的语，比如Doña Bárbara这本小说，光是Bárbara就有很多值得说的。
（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的代表作品《堂娜芭芭拉》）
董老说，翻译中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源语言的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条直线，那么目的语的译文则是一条波浪。译者能做的就是减少减缓这条波浪的弧度。翻译是件遗憾的工作。
又有人问，董老是如何想到做翻译堂吉柯德这件事。
董老回答说，他的人生充满了偶然性。翻译堂吉柯德这件事不是他想的，而是偶然地落到他身上的。（No se me ocurrió，sino que me ocurrió.）董老回忆说，当年有个出版社的人到董老家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翻译塞万提斯的这本小说。当时还年轻的董老呆住了几分钟，说因为觉得翻译一直是更高水平的学者的事，想了想，便说那你给我一个月再看看这本小说思考思考，出版社的人回应说好。于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董老读了一些别的译本，觉得当中的很多错误是“幼儿园水平的”，便下决心开始了漫长的翻译之路。
遗憾与偶然，大概是人生的常态。以偶然为架构，遗憾为填充，两全是很难的。
快结束的时候，董老说，他有点堂吉柯德的样子，算是个理想主义者。
说罢，他笑了笑。
浮生有梦——向长者、前辈致敬
三点多了，讲座已尾声，有学生去找他签名。
我也排了队，去问了董老师一个私人的问题。
董老师回答我说，应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
这样的道理听起来并没什么新意，可是从一个八十岁长者、西语学术界的泰斗的嘴里说出来，莫名地让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安心，如冰雪初化，滴答滴答。
董老师回答完我，问我，a ver，qué te pongo. （那我给你写点什么呢？）
我答说，algo lúcido.
董老笑笑，给我写了下面一句话。
浮生有梦——向长者、前辈致敬
江湖路远，山水重重。
无论是什么样的长者与前辈，能从他们举手投足间学到的与感受到的东西总是引人回味的。这种虚无飘渺、没办法量化的感觉，于我更言，是更甚于可计算可衡量的语法句法知识。它是生活的智慧，是岁月的传承。
记得之前读吴清源的故事，说他的一个弟子棋艺高超，但后来因败了几次，变得烦躁异常。故事里说，吴清源是这样告诉他的，要记得你学棋时的初心。
初心是什么呢？输了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前方尚有广阔天地。
与长者前辈相对，重要的已不再单是技能。它们退居次，让位于更清透的长远目光，引领着我们穿越层层迷雾。
八十岁的董老师，自带着一股精气神儿。
有同学与我说，哎，这个董老师和我想得不太一样。而我们到八十岁是什么样子呢，是否能怀着这样的坦荡，流利清晰地表达所想，真切诚实地面对自己。
长者、前辈，最能安定年轻人的心。
而他们，即是生活本身。
我们敬重他们，即是尊敬生活本身。
讲座的具体内容：
董老总结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壁垒，另一个则是语言壁垒。
文化壁垒中，董老强调，西班牙语与中文中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两个词，许多时候很多译词是需要译者自己创造的。比如西语中的morbo、 cursi、macabro,、esperpento，与汉语中的缘分、见外、生分、窝囊、穷横，是很难去翻译的。
其次，西语中常有一些固定用法来表达某些意思，而这些短语常常让中国人觉得奇怪。董老举例，tan loco como una cabra（像山羊一样疯狂, tan suave como un guante（像手套一样柔软），董老说到这的时候，表示也有很坚硬的手套阿，我们中国人不理解这里面的逻辑阿！类似还有，tener cabeza cuadrada等。
再者，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两国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中国人习惯先看整体，而西班牙人则相反。在语言表述上体现为，中文的句子往往是一长串的修饰语之后才出现核心词，而在西语中常见核心词在先，之后才跟着一连串的修饰语。
除此之外，文化环境能让背景不同的读者对文本产生不一样的解读，非母语者常常会错失很多作者在写作时加进去的乐趣。比如，堂吉柯德中里面的一句提到了Iglesia，在西班牙语中iglesia小写为教堂，Iglesia大写则指教会，文本中实有双关之意。但对于译者来说，首先很难察觉到塞万提斯的这份幽默，其次则是很难将这份幽默恰好地在译文中体现。如果只是加了脚注，读者读到此处，却不解其深意，错过了是很有有可能的。而若兴起，看了脚注，又是十分打扰畅快阅读的心情的。同理，还有小说中出现的aurora，既指黎明，又指古希腊神话中的厄俄斯女神。
语言壁垒中，实际的问题就更多更具体一些了。
其一，语音翻译是早些年翻译中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比如，人名与地名的翻译，虽在各类外语中不同音，但有许多名词已是在中文中耳熟能详、被大家所接受的了。所以，在音译中，应首当遵循这个原则，使用在中文中已被广为认可的名词。
其二，面对一词多义时，应当认真探求到底是哪一义。
其三，源语言之间的差异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西译英到英译中与西译中之间很有可能产生许多的错误。举例，英文中的parents看上去是对应西语中的parientes，但实则西语中的parientes与padres相差甚远，“亲戚”绝无“父母”之意。
其四，对于熟语，需要格外注意，不能理所当然地逐词翻译。
其五，译文的语言要与人物形象相符，以堂吉柯德为例，桑丘的话语是不能用十分文雅的语言来翻译的。
除此之外，董老认为，西语于汉语都是要在不断的读写练习中日渐精进的，即使是母语，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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