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篇
第一节 佛教始传中国
佛教由于传入我国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中国形成了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三个不同支系。
汉地佛教亦称中国佛教，它自南北朝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宗教以后，开始对我国的民间风俗，哲学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产生巨大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
据《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注，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内地。不过，当时的佛教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只是一种神仙方术。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当佛教将自己的经典传入我国以后，人们对佛教有了全面认识，佛教才作为一种宗教在我国传播开来。
关于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过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
相传，东汉永平年间的一个夜晚，明帝刘庄梦见一位身映日光的神仙，飘然飞降于殿前。第二天早朝，明帝刘庄将梦境说于群臣，并问他梦见的是何方神灵。有位大臣答曰：“那是天竺的佛陀”。
于是，明帝便派使臣前往天竺拜谒佛陀。当使臣走到贵霜王国时，遇到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便请他们到汉朝的首都洛阳朝见明帝。
朝见后，明帝下令在洛阳建造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寺院，供两位高僧译经讲法。因经书和佛像是用白马驮来的，故将此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两位高僧在寺中首先译出了一部《四十二章经》。此《四十二章经》是摘译《阿含经》中四十二个段落编辑而成，为我国第一部汉文佛经。
此后，西域高僧不断前来我国传教讲法。如西域僧人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初年，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他们分别将小乘和大乘佛教传入我国。
又如曹魏时期，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将《僧祇戒心》等佛教戒律传入我国。
再如西晋年间，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他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为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西域高僧不断来我国译经传法，使得佛教逐渐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然而，佛教在我国内地实现大发展，并且影响和融入汉文化，则是从东晋后期开始的。
第二节 佛教在我国得以大发展的机缘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打开局面，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信仰，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的，它必须等待有利于佛教生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
终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它得以大发展的机缘。
那么，佛教为什么会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迎来它的大发展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简述一下我国有关神明崇拜和道德崇尚的文化传统。
在我国，由于人们自古就有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因此天命论很早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宇宙观。
而这种宇宙观的产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受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双重压迫，误以为自己的命运由天所掌控所支配，这显然是王权统治的确立并加强的结果。
对天的崇拜到商代发展到了极点，殷商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借助于上帝，把对天的祭祀看作头等大事，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民间的社会活动，如出兵打仗、农耕、狩猎、婚丧等，都要求巫问卜，祈告于天。
到了西周，人们感到“天命靡常”，统治阶级进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的天命转移思想。
虽然这一时期天命思想加入了“德”之内容，但仍然承袭了殷人的天命宇宙观。
由此看来，当时人们的信仰，依然表现为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他们把自然之天人格化，使得天有了自己的意志；把自然之天神格化，使得天具有了支配人间一切的力量。
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一方面将人格化了的天改造为“天命”之天，另一方面，将“德”从周人天命思想中分离出来，作为社会伦理，建立起一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崇尚。
儒家这种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的思想，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便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延续着，最终发展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然而，儒家的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虽然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但它不可能包罗万象，还需要其他思想和文化形式给予补充。
再者，儒家的天命论以及道德崇尚，也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能牢牢地左右国人的思想意识，掌控文化发展的全局。
事实正是如此，自东汉晚期以后，社会持续动乱，从群雄割据到三国鼎力的相互攻伐，从两晋时期的战乱不断，到南北朝时期的混战。
在这四个来世纪里，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均像草芥一样，不断地被战争机器所吞噬。那时，人们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整天处于极度恐惧中。
再者，两晋是一个不尚道德，充斥暴力的朝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又去那里讲道德伦理？至于说天命信仰，更是变得一钱不值，人之天命的好与坏，时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
由于天命在社会实践中的极度不稳，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其他信仰。因此，转向祈求大慈大悲的菩萨来保佑便成为了必然。
于是，原有信仰破灭了的人们纷纷皈依佛门，其中为躲避战乱者有之，为获得心灵上安慰者亦有之。值得一提的是，在皈依佛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那就是不想与乱世为伍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见佛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清静天地，感到隐世不如出世，便皈依佛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实，知识分子选择皈依佛门，决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与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细究的话，则是由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 ”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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